正在給自作聰明的遊販“上課”時，遊販包袱裏的另一枚石章引起了羅福頤的興趣；他拿在手裏掂了掂，連連微笑。遊販一臉苦笑，以為他又有什麼破綻露了馬腳，連連示意說，慚愧慚愧，說這就告辭了。羅福頤對他說，這枚章子倒是個好東西，印麵是晚明的。可惜你們還是自作聰明，為了去掉石皮，在上麵雕了荷花。遊販算是服了，隻得連連告饒，表示回去一定加強學習，不再以次充好。臨行前，遊販壯著膽子問了一句，那枚晚明的大石章能值多少錢？羅福頤笑而不答，隻是若有所思地歎了一句：晚明的東西真如夢魅。
遊販後來，將這枚晚明的石章以一百個大洋的價格售與了一位印人，他學著羅福頤的口氣評價說，晚明的東西真如夢魅啊！據說購得這枚石章的印人，深以為然。
三、羅氏兄弟完璧《事林廣記》
《事林廣記》是一部日用百科全書類型的中國古代民間類書。作者署名為陳元靚。據清季著名藏書家陸心源考證，陳氏為南宋末年福建崇安人。此書原本失傳，現存元、明兩朝和日本刻本多種，都是經過增廣和刪改的。
《事林廣記》門類廣泛，天文、地理、政刑、社會、文學、遊藝，無所不包。書中包含較多的市井狀態和生活顧問材料，例如收錄當時城市社會中流行的“切口語”和各種告狀紙的寫法以及運算用的“累算數法”、“九九算法”等。此外，書中插圖很多，其中的“北雙陸盤馬製度”、“圓社摸場圖”等，是對於宋代城市社會生活情景的生動描繪。它開辟了後來類書圖文兼重的途徑，明代的《三才圖會》、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都受其影響。
該書問世以後，在民間流傳很廣，自南宋末到明代初期，書坊不斷翻刻。每次翻刻，又都增補一些新內容。如“曆代紀年”一門，元朝的翻刻本增添了元朝初期的帝號，明初的翻刻本又延續到元朝覆亡為止。疆域和官製，也因改朝換代在各個版次中有所反映。現在能見到的《事林廣記》已有六種不同的版本，其中最早的一種是元至順年間（1330-1333）建安椿莊書院刊本，中華書局曾於1963年影印。
1963年中華書局影印本載有胡道靜先生所寫的《前言》。《前言》中提到，1963年的中華書局影印本，係據抗戰前商務印書館以故宮博物院藏本攝影所製的底版印行。這個本子的攝影原版保存已曆數十年，部分版麵有模糊缺損之處，由於原書現存台灣無法對證，故未加描修；而前集第五卷缺，無法補攝，隻能存目。事實上，在目錄頁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前集第五卷（缺）”的字樣，這不能不說是在當時特定曆史環境下的無法補救之遺憾。
當時與胡道靜先生一樣，關注並傾力於研究《事林廣記》的學界中，還有羅福頤、羅福葆先生。羅福頤是從元代古文字學的角度去考察《事林廣記》中的諸多曆史信息，而其兄羅福葆則是從民俗學與古代地理學角度去加以關注，二人關注點雖然有異，但對於這個本子的重視程度如出一轍。
羅福葆（1899-1967），字君羽，羅振玉第四子，羅福頤之兄。本人也精通古文字學、金石學及版本學，但重點研究民俗學與古代地理學。《事林廣記》這部資料豐厚的古代類書，其實早在中華書局影印之前，就已經吸引了羅氏兄弟的目光。
1954年8月19日，羅福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閱館藏的《事林廣記》各種版本。羅福葆在翻閱館中所藏元至元六年鄭氏積誠堂刻本之後，又查閱了一種《事林廣記》的節鈔本。或許羅福葆認為，節鈔本的一些內容未見於至元本《事林廣記》，遂以每頁700元的價格，曬印了27頁節鈔本，加上裝訂的費用，這一次共花去羅先生24900元。而羅福頤看到這個曬印本之後，未置可否，隻是說這個抄本很有價值，但是和他當年在故宮博物院看到的那個至順本有區別，關鍵是這個抄本中也沒有第五卷。
羅福頤陷入久久的回憶之中，他原本以為曾目睹過的原本和曾經批閱過的影印本，都並非什麼難尋的古籍，他答應其兄羅福葆代為尋覓，影印本應無太大問題。他本人也在研究元代官印的諸多細節，至順本《事林廣記》可能也是最接近於這種研究的原始參考物。
羅福葆也一直在追尋《事林廣記》的最早刊本，元至順本在運往台灣之前，他本人也是上手查閱過的。他一直以為，國內尚有元至順本之前的刊本，來到北圖一查閱才明白，他曾經看過的那套元至順本，就是迄今為止的最早刊本。現今手頭上竟然連一套影印本都沒有。一想到這裏，便覺得分外遺憾。羅福頤給兄長的承諾似乎也一直沒能兌現，他1940年珍藏和閱讀的那部分書籍原本曆經劫波，所剩無幾，除了一摞元代官印的拓本之外，似乎也找不到什麼元代以前的故紙了。
1957年3月25日，台灣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刊載了故宮運台文物的數量及陳列室正式對外開放的消息。一個月後，羅福葆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署名為“古凡”的文章，文章說台灣刊載的故宮文物數量有誤，有可能部分文物已經散失。羅福葆擱下報紙，長歎了一口氣。思索良久之後，羅福葆迅即找到時任國家文物局顧問的羅福頤，兩兄弟緊急商議，如何盡快找到元至順本《事林廣記》的下落，即便是影印本、複印本、縮複印件、微縮膠卷都彌足珍貴，因為可能原本已不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