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魚書欲拆還重斂，怕鸚鵡偷窺畫棟間。看塗鴉顫曲淚痕淹，是分明一紙相思券。寫將來愁魂怨魄依稀見，禱天車，暫把紅塵踐。
雖則是聰明冰雪由來慣，可不道終古青蠅起暮煙。倘然間宵行多露惹流言，這微瑕白璧我如何辯。休波，早則拚參商今世了餘年，步香閨肯把全身現？
其實，公主即便不拆開那封信函，琴郎的苦心也是明明白白的。想到這裏，曾對小翠頻致書信而得不到回音的顧佛影，不禁多少心生一絲慰藉。待嫁閨秀對操守的這番珍視，知書達禮的顧先生於此雖然不免有些怨惑，但還是心生讚許的。
劇中的這一出既然叫“喬拒”，自然是說假裝的拒絕，最終公主還是見了“琴郎”最後一麵的。在接下來的“慘訣”一出裏，劇中人見麵便同唱一曲【伴讀書】，訴盡無限真情意。曲牌選作【伴讀書】，也是頗令顧佛影戲裏戲外長籲一氣的吧。
說不出這淒清，鎮酸味，心頭梗。淚眼相看燈生暈，算別來兩減了芳容潤。怕相逢尚在南柯境，願從今長睡休醒。
“恨不相逢未嫁時”，和慣常的情侶難成眷屬的世間情境一樣，劇中人隻能冀望於夢裏或來生再續前緣。在這一出“慘訣”之末，二人的分別還是再所難免，公主解下玉佩贈與琴郎，但與通常的“身在曹營心在漢”情景不同的是，公主贈玉，強調的是“堅白”之意。她說道，這個玉環，是我從小所佩，今以相贈，用堅來世之約。玉喻吾意之堅，白似兩心之潔也。
這番贈玉之表白，“堅”實則是公主去意已堅，而非與琴郎情篤之堅，一方麵是表白，另一方麵也是了斷。“白”則是希冀二人操守清白，不再有情戀上的瓜葛，留待來世的證盟或許是聊以慰藉的唯一寄望罷。接下來，公主又唱了一曲【刮地風】，把這層意思明確地再次表述：
我聊解瓊環表至誠，且留向來世證前盟。便相知原不在形相並，原從今醫可你個病惺惺。
至於後來的“焚琴”、“碎玉”、“雨夢”幾出戲文，雖極盡二人分別之後種種慘痛相思之敘述，仍將其托寄於仙界、夢境之中，間接說明塵世、今生原無此情境。劇中人琴郎在最後猛然醒來，大呼一聲，嚇，卻原來是一場大夢也。
琴郎醒後唱了全劇最後的一支曲，曲詞曰，從今參透虛無境，好向那蝴蝶莊周悟化生。嚇，願天下的熱中人齊悟省。
“願天下的熱中人齊悟省”一句，如當頭棒喝，正中顧佛影怨憤無倚的心懷。合上這一本《焚琴記》，他在“相知原不在形相並”的自我慰藉中，繼續著他的詩詞生涯，筆耕不輟。1927年之後，寄情於詩酒酬唱、問學交遊之中的他，經過幾年時間的磨礪與將息，重拾誌趣，著述頻出。
三、大漠漫漫留詩痕
1928年，就在小翠父親陳栩的印刷廠裏，顧佛影印製了《紅梵精舍女弟子集》。1932年，黃賓虹與謝覲虞、《紅梵精舍女弟子集》
張大千、張善子同遊上海浦東，更合作《紅梵精舍圖》，一時雅頌海上，讓曾號“紅梵精舍主人”的顧佛影頗感快慰。1933年，中原書局又再版了《考正白香詞譜》，這一次他沒有再去“增廣”，而是刪繁就簡、汰粗存精，一套書由七年前的五本壓縮為兩本，更為初學者所接受，迅即風行學界。從1934-1939年間，顧佛影開始了他的詩詞教材編撰，其著述通俗易學，使其大受讀者歡迎；並簽約大公書店、中央書店等，其著大量刊行於世。現在能夠搜集得到的這類顧著教材就有：《虛詞典》、《劍南詩鈔》、《古今詩指導讀本》、《無師自通填詞門徑》、《無師自習作詩門徑》（此書卷首作“範煙橋編撰”，但於版權頁著作者欄署名顧佛影）、《作詩百日通》等。
在大量編著通俗詩詞讀物的同時，顧佛影還於1934年出版了《大漠詩人集》，與1924年出版《佛影叢刊》時一樣，這兩冊集子除了有自費自印的性質之外，還主要搜羅顧本人的各種詩詞曲作。這兩冊相隔10年的集子，不但記錄著顧氏的詩詞創作的豐碩存稿，還標記著他本人的心路曆程，關乎情感、歲月與心境。
誠如1924年《佛影叢刊》出版時一樣，“佛影”成為顧憲融的重要別號；《大漠詩人集》刊行之後，“大漠”同樣成為1934年之後的顧氏常用名號。“大漠”與“小翠”的相對，一方是漠漠孤旅、一方是小家碧玉；兩相對照，心意如畫。
《大漠詩人集》分作六個部分，分別記錄了顧氏自二十歲前後至當時三十六歲左右，十數年來的詩、詞、曲作。尤為奇特的是，這六個部分的命名並不按常規文集的“章、節、篇”來劃分，而用了一個少見的“分”字來界定。當是仿效佛經中所謂“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旨趣而來。佛經中，序分是講明這一部經為什麼因緣說的；正宗分是一部經的正文；流通分是勸大家把這一部經流通與稱讚這一部經的利益。
顧佛影的學佛之心早已有之，否則“佛影”之號也無從來由。但這部詩集以“分”來劃分部分，也隻是形似而非全然談禪；集中所搜曆年詩集，隻不過基本按照兩年的時間段來劃分，其內容也關乎世情才思諸種紛繁，並非佛學之論。“第一紅梵分”，集中了顧氏二十歲前後的諸多詩詞作品，當然核心內容仍然是《佛影叢刊》中的“紅梵集”。“第六劫後分”，題側注明“自壬申三十五歲至癸酉三十六歲，詩四十四首、詞五闕”，乃是顧氏1932-1933年間所作詩詞之總集。
至於為何這一部分詩詞總題“劫後”，當指上海日寇所製造的“一·二八”事變。在這次國難家禍中，據鄭逸梅撰文回憶說，顧氏當時險遭不測。文曰，“佛影供職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為了往返便利起見，就近賃居虯江路。及禍難作，閘北大火，不知佛影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