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銀號、錢莊正在擠兌存款、瘋搶黃金的人群之外，朱府裏的中年男子仍就拿著那一冊剛印出來的新書靜默無語。書頁翻開，封麵的背麵印著一個長條形的方框，中年男子拈著一管毛筆，鄭重地在方框左下側鉛印的“謹贈”二字之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朱寬”，而在右上側的鉛字“道鑒”之上沒有題寫名號，也許是一時還沒想好贈與誰，也許隻是臨時署名備用，以備後來贈送給那些素昧平生的新朋友。這一摞夥計拎回的新書，隻是朱寬捐資印製的初版兩千冊《禮足恭聽錄》的一小部分，這本書沒有定價，在版權頁上明確的印著說明“本書為非賣品”。看來，這本書從誕生伊始，就是拿來送人的。
此書開本為十六開，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五字，聚珍仿宋版印製。無論從開本、用紙，還是設計、排版，這本贈品書可以說都是當時中華書局印刷廠能夠承印的最高檔次。鉛字橫排、平裝釘裝等當時最普通可行的書籍印製方式都沒有為朱寬所采納，他偏偏選擇了古籍經典裝幀方式的線裝豎排，用了聚珍仿宋字版，而且還用的是大字型號；這本書的字號出奇的大，幾乎達到了一般出版物字號的四倍大小。所有這些，都超出了常人的理解，包括朱府的夥計、傭人們在內的所有為物價飛漲搞得手忙腳亂的上海人都不理解，一本贈品書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血本？這兩千冊書裏，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內容，值得讓在上海有家有業的朱寬如此在所不惜？
《禮足恭聽錄》的扉頁上印著一行大字：“獻給有誌於叩門的人”。從目錄上來看，除了一頭一尾的“短歌”和“詩”之外，正文部份的四章“一鑒別”、“二無欲”、“三善行”、“四仁愛”似乎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本書的主旨，無非是勸人向善、多行仁義的勸善書之類。任何一個剛翻開此書的讀者來看，朱寬所印製的這本書極可能就是當時頗流行的，《禮足恭聽錄》附錄部份，譯者朱寬自述“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
可能由天主教會資助或提供內容的“聖跡書”、“布道書”、“福音書”之類的洋玩意兒。然而作為本書附錄部分的朱寬自述內容“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仔細讀後，就知道原來根本不是一般讀者想象的那回事，這其實就是克裏希那穆提（當時的譯名為“克理希那摩諦”）的第一本著述，也是克氏著述的第一本中文譯著。
朱寬在文中開篇即提到：“這本書是作者在印度馬特司省證道學會裏寫成的，時為一九九年。那時的作者，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印度小孩子，每晚在夢中，他的教師——某英國證道學者——把他領到一位導師那裏去聽訓。”很難想象，這本書即是朱寬為一位十三歲的印度小孩子所作的譯述，這個年紀的“思想家”說的一番“夢話”，能讓一位1940年代的上海人為之傾倒，的確有些匪夷所思，頗讓人欲知其究竟。
在各大銀號、錢莊正在擠兌存款、瘋搶黃金的人群之外，朱府裏的中年男子仍就拿著那一冊剛印出來的新書靜默無語。書頁翻開，封麵的背麵印著一個長條形的方框，中年男子拈著一管毛筆，鄭重地在方框左下側鉛印的“謹贈”二字之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朱寬”，而在右上側的鉛字“道鑒”之上沒有題寫名號，也許是一時還沒想好贈與誰，也許隻是臨時署名備用，以備後來贈送給那些素昧平生的新朋友。這一摞夥計拎回的新書，隻是朱寬捐資印製的初版兩千冊《禮足恭聽錄》的一小部分，這本書沒有定價，在版權頁上明確的印著說明“本書為非賣品”。看來，這本書從誕生伊始，就是拿來送人的。
此書開本為十六開，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五字，聚珍仿宋版印製。無論從開本、用紙，還是設計、排版，這本贈品書可以說都是當時中華書局印刷廠能夠承印的最高檔次。鉛字橫排、平裝釘裝等當時最普通可行的書籍印製方式都沒有為朱寬所采納，他偏偏選擇了古籍經典裝幀方式的線裝豎排，用了聚珍仿宋字版，而且還用的是大字型號；這本書的字號出奇的大，幾乎達到了一般出版物字號的四倍大小。所有這些，都超出了常人的理解，包括朱府的夥計、傭人們在內的所有為物價飛漲搞得手忙腳亂的上海人都不理解，一本贈品書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血本？這兩千冊書裏，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內容，值得讓在上海有家有業的朱寬如此在所不惜？
《禮足恭聽錄》的扉頁上印著一行大字：“獻給有誌於叩門的人”。從目錄上來看，除了一頭一尾的“短歌”和“詩”之外，正文部份的四章“一鑒別”、“二無欲”、“三善行”、“四仁愛”似乎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本書的主旨，無非是勸人向善、多行仁義的勸善書之類。任何一個剛翻開此書的讀者來看，朱寬所印製的這本書極可能就是當時頗流行的，《禮足恭聽錄》附錄部份，譯者朱寬自述“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
可能由天主教會資助或提供內容的“聖跡書”、“布道書”、“福音書”之類的洋玩意兒。然而作為本書附錄部分的朱寬自述內容“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仔細讀後，就知道原來根本不是一般讀者想象的那回事，這其實就是克裏希那穆提（當時的譯名為“克理希那摩諦”）的第一本著述，也是克氏著述的第一本中文譯著。
朱寬在文中開篇即提到：“這本書是作者在印度馬特司省證道學會裏寫成的，時為一九九年。那時的作者，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印度小孩子，每晚在夢中，他的教師——某英國證道學者——把他領到一位導師那裏去聽訓。”很難想象，這本書即是朱寬為一位十三歲的印度小孩子所作的譯述，這個年紀的“思想家”說的一番“夢話”，能讓一位1940年代的上海人為之傾倒，的確有些匪夷所思，頗讓人欲知其究竟。
接下來的敘述更加不可思議，朱寬提到這個小孩子用並不流利的英文寫好一番“夢中心得”，還通過夢境呈送給了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看完後，亦莞爾許可，並囑付道：‘可把此書好好的印成冊子，和這孩子，一並介紹與世人！”當然，接下來，肯定就是“夢中心得”的英文版出版發行，朱寬本人就是最早接觸到這個彌勒菩薩認可的英文版的中國人之一。他感慨說，“人們都說他們讀了此書後，看出來的東西，什麼都不同了；整個生活，都起了變化了。所以在短短時期內，這書已被譯成二十七國文字，銷數之廣，動以萬計。”當然，接下來朱寬的這個中文譯本，又使這本“夢中心得”有了第二十八國文字，朱先生當然對此是寄予熱望而賦予重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