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柔軟的懷，不是一座城；他亦不相信磚石與鐵鏈，竟然可以是一座城。她淡淡的一笑，如同一頁微卷的宋詩。“大道掌如平”，他微眯著的單眼皮於眼角處形成了四道皺痕，他似乎會把接著續下的三句一一裝在這三道皺痕裏，這是已然是一種生理反應，這一次，他卻沒有續上。他忘記了嗎？他一定很苦惱。他眼角的痕一直凝縮著，接著開始抽搐起來，那四道皺痕終於舒開了，一行渾濁的淚滴下了。續不上的宋詩，其實根本就不是詩；她柔軟的懷，原本就不是一座城。
——以上這段文字，摘自一部小說手稿，名《漂浮的鄉愁》，著者署名：賀玉波。一次偶然的機遇，在重慶得到一批舊書刊。這批舊書刊統統都加蓋有“交通部部立重慶扶輪中學圖書館”的藍色橢圓形圖章，其中有一本上海北新書局1931年印行的《龍齒》和這部同為賀玉波所著的小說手稿。
賀玉波是活躍於1930年代的文藝評論家，早年也從事過外國文學的譯述，但主要精力和作品集中於同時代作家的評論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其評述女性作家的持續強度，諸如對冰心、廬隱、丁玲等紅極一時的女作家，他均有專題評述，甚至專門著述。其對女性心理的把握、女性視野的審視以及女性敘事模式的探討，至今也不過時。
但也有研究者指出，賀玉波對同時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評價過於主觀武斷，帶有一定的“速成快餐”性質。他們認為，賀玉波的評述，雖然對初入門者有一定的指導速成作用，但對作品的深度、全麵、充分的理解與綜合分析缺乏，很容易讓初階讀者陷入“標箋化”閱讀的傾向。
其實，“標箋化”又有什麼不好？或者說，“標箋化”又有多糟？任何人解讀任何一部作品，解讀過程本身也就是一種“標箋化”詮釋和再詮釋的進程。指責賀玉波“標箋化”，本身也在“標箋化”賀玉波。“標箋化”本身不是壞事，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苛求所謂的“深度”、“全麵”、“充分”標準者，隻是以一己之標準強行將他人之標準納入文藝審判體係，這已經不再是“評論”的問題，很容易極端化為非此即彼的另一種“標箋化”之“標箋化”。
反過來談賀玉波的“標箋化”作業曆程，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對沈從文作品的“批判”。事實上，作為“始作俑者”的賀玉波，所寫的《沈從文作品的評判》，是力圖以“第三方視角”對沈氏作品加以評價與判別的“評判”而非“批判”。當然令賀玉波始料未及的是，延至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時，已經變異為帶階級立場性質的嚴厲“批判”，繼之而起的1940年代文壇上刮起的“剿沈颶風”，甚至發展到後來沈氏因之自殺未遂而退出文壇這一全過程，不僅賀氏本人即便數十年之後的看客如我者也為之大跌眼鏡。然而，“始作俑者”的標箋，將會一直貼在賀玉波名下，這卻是無可置疑的。
她柔軟的懷，不是一座城；他亦不相信磚石與鐵鏈，竟然可以是一座城。她淡淡的一笑，如同一頁微卷的宋詩。“大道掌如平”，他微眯著的單眼皮於眼角處形成了四道皺痕，他似乎會把接著續下的三句一一裝在這三道皺痕裏，這是已然是一種生理反應，這一次，他卻沒有續上。他忘記了嗎？他一定很苦惱。他眼角的痕一直凝縮著，接著開始抽搐起來，那四道皺痕終於舒開了，一行渾濁的淚滴下了。續不上的宋詩，其實根本就不是詩；她柔軟的懷，原本就不是一座城。
——以上這段文字，摘自一部小說手稿，名《漂浮的鄉愁》，著者署名：賀玉波。一次偶然的機遇，在重慶得到一批舊書刊。這批舊書刊統統都加蓋有“交通部部立重慶扶輪中學圖書館”的藍色橢圓形圖章，其中有一本上海北新書局1931年印行的《龍齒》和這部同為賀玉波所著的小說手稿。
賀玉波是活躍於1930年代的文藝評論家，早年也從事過外國文學的譯述，但主要精力和作品集中於同時代作家的評論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其評述女性作家的持續強度，諸如對冰心、廬隱、丁玲等紅極一時的女作家，他均有專題評述，甚至專門著述。其對女性心理的把握、女性視野的審視以及女性敘事模式的探討，至今也不過時。
但也有研究者指出，賀玉波對同時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評價過於主觀武斷，帶有一定的“速成快餐”性質。他們認為，賀玉波的評述，雖然對初入門者有一定的指導速成作用，但對作品的深度、全麵、充分的理解與綜合分析缺乏，很容易讓初階讀者陷入“標箋化”閱讀的傾向。
其實，“標箋化”又有什麼不好？或者說，“標箋化”又有多糟？任何人解讀任何一部作品，解讀過程本身也就是一種“標箋化”詮釋和再詮釋的進程。指責賀玉波“標箋化”，本身也在“標箋化”賀玉波。“標箋化”本身不是壞事，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苛求所謂的“深度”、“全麵”、“充分”標準者，隻是以一己之標準強行將他人之標準納入文藝審判體係，這已經不再是“評論”的問題，很容易極端化為非此即彼的另一種“標箋化”之“標箋化”。
反過來談賀玉波的“標箋化”作業曆程，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對沈從文作品的“批判”。事實上，作為“始作俑者”的賀玉波，所寫的《沈從文作品的評判》，是力圖以“第三方視角”對沈氏作品加以評價與判別的“評判”而非“批判”。當然令賀玉波始料未及的是，延至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時，已經變異為帶階級立場性質的嚴厲“批判”，繼之而起的1940年代文壇上刮起的“剿沈颶風”，甚至發展到後來沈氏因之自殺未遂而退出文壇這一全過程，不僅賀氏本人即便數十年之後的看客如我者也為之大跌眼鏡。然而，“始作俑者”的標箋，將會一直貼在賀玉波名下，這卻是無可置疑的。
賀玉波著《現代中國作家論》
由賀玉波編著，上海大光書局1932年出版的《現代中國作家論》（第二卷），輯有《沈從文的作品批評》等文章。賀玉波在文章中對沈從文的小說內容和特色進行了客觀分析，但是該文又運用當時頗為流行的文藝意識形態評判體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批評，認為其作品內容空虛，結構鬆散，主題不夠明確，沒有表現階級鬥爭。但是這種左翼風潮下的“標箋化”取向，隻是一種個人閱讀風格取向（其中可能還包含有“與時俱進”的情緒與風尚），還完全不是也不可能代表一種道德意義與人格標準層麵上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