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江水曾幾乎淹沒這座小城。她說，江水曾經淹過了鍾樓——那往複指示著的時間刻度。她很認真地說，他卻一點也不相信。他絕不相信，有任何事物能夠淹沒時間；但他隻是戲謔著問她，有這麼高的洪水嗎？你真幸運，能活下來。
“知道你不信。”她偏著頭，嘟著嘴，卻是微笑著的。
——這是《漂浮的鄉愁》手稿中現存最後的章節。不知道這部小說是否是在此處終結，抑或隻是殘稿，看到的這個章節隻是半截中間的部份。不過從現有的章節內容來看，還是沒有脫離城市生活中的“鄉愁”意境。抒寫細膩的男主角在茶樓吃麵的場景，仿佛在洞穿另一種層麵的賀玉波，原本隻是一個“異鄉人”而已。
賀玉波原名賀家春，筆名白露、蘭城，約在1900年前後出生於位於湖南西北部的澧州津市鎮。他自小生活在偏遠小鎮中的小商人家庭，雖然並非書香門弟，但總還衣食無憂，家境寬裕。他後來也在小說《破產》中約略提及當年的生活狀況，他寫道，“我們住的房屋不是人家的，還開了一家小小的布店，每年除開吃繳，也還落得一兩千圓”。
和那個時代富裕家境的孩子一樣，賀玉波在完成中學教育之後，便迫切地需要到大城市和大學堂裏去見世麵、開眼界。他也曾經是“北漂”中的一員，他在《兩個不同的時期》文中回憶道：“初到北京，因為那時候還不曾改名，我住東城的一個私立法政大學，誌願是在學政治經濟，同時對於一切基本功課如倫理、法學通論等還不厭棄，不過在課外總喜歡研究英文以及新文學，為了練習英語，我交了兩個美國朋友，從他們學習發音和會話。為了研究新文學，我讀過各種報紙的副刊以及文學雜誌。隻住了一年，又轉進了師範大學。”
在北京，他不但接觸到了新文學和新思想，而且很快將這些新觀念付諸了實踐。《中國小說大辭典》這樣記載賀玉波1920年代的行跡：“192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國共合作時期，曾任北京外城西區黨部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1928年奉命隱蔽，與黨失去聯係。其間，曾在津市《通俗日報》報館任館長。”
從1928年開始，賀玉波開始混跡於上海文化圈，一方麵是理想使然，一方麵是生活所迫。上海開明書店校編一職，是他的公開身份；而且正是因為編輯的便利，在生活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他也得以有更多的空間試筆習作。
1929年10月，他的小說集《她的消息》正式出版，收錄了《同命鳥》、《她的消息》、《離婚後》、《營長太太》、《離京》、《破產》、《自沉》、《選舉》等作品。開明書店的主編趙景深先生為之作序，他說：“像《離婚後》這樣的以鄉村為背景來描寫戀愛的小說，直可以和汪靜之的《耶穌的吩咐》以及許傑的《鄰居》並美，無論在結構上，詞句上都是很使人愉悅的。我們如果按著作的年月看來，便知《離婚後》是最近的一篇，可賀玉波著《她的消息》
知作者在技巧上實有突飛的進步！依這樣的進步比例下去，我想賀先生的將來是未可限量的。現在，即使隻有這一篇《離婚後》，已經很使我滿足了。”
以《她的消息》為代表的短篇小說集所反映出來的種種信息，可以成為這一時期賀玉波的思想標箋。他曾親眼目睹家鄉飽受戰爭蹂躪，商店虧損倒閉，百姓負債累累，父親賣房還債，家庭破裂分離。他為此失望、悲傷、迷惘。家庭的經曆、津澧的風情、社會的百態，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淋漓盡致的描繪。《營長太太》後來改編成電影《多情的女伶》，在各地上演。可以想象，那個與組織失去聯係，雖理想未泯卻屢屢在現實中碰壁，雖滿心期待卻實實在在的前途叵測的青年，隻能在自傳體小說中消磨時光與慰藉心靈，這和他的湘西老鄉沈從文又何其相似。惟一不同的可能隻是，他曾經的所謂“赤色”背景。
但在1930年代，賀玉波的創作發生微妙變化。他從一個“突飛的進步”、“未可限量的”青年小說家轉變為一個言辭銳利、觀點犀利的“文藝批評家”。實際上，後來的大多數讀者最先接觸到的，也最感興趣的部份正是在這一階段。這當然仍然與作者個人的生活境遇相關。
1930年7月，賀玉波曾有一次秘密返回津市，因“共黨”嫌疑被關押，釋放後，曾在軍隊呆了七天，便再次逃走。1931年他再次返回上海，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與衝突，他沒有再回到開明書店工作，徑直去了上海的另一家出版機構——上海光華書局，任編輯主任。光華書局在四馬路（今福州路）山東路口太和坊弄堂樓上，商報館對門，在這裏除了圖書之外，還經營著數量眾多的各類期刊，其中當然不乏富於左翼色彩的各類雜誌，譬如郭沫若主編的《洪水》、田漢主編的《南國》、鬱達夫主編的《大眾文藝》、艾思奇主編的《讀書生活》、丁玲主編的《戰地》、胡風主編的《七月》等。賀玉波在接觸到這些期刊之後，開始頻繁地為這些期刊寫稿。
當然為了謀生，他什麼題材的文章都寫，譬如《小朋友折紙工》之類的兒童文學也不例外。在大量碼字、靠稿酬生活的日子裏，賀玉波開始自覺運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評論同時代作家的各類作品，就拿眼前大量創作的兒童文學，他也認為具有可以挖掘的“思想性”。他對葉聖陶的童話作品加以解析，完成了《葉紹鈞的童話》一文，明確指出，“葉紹鈞的童話，並不是一般的童話，它們像小說一樣，對於社會現象有個精細的分析；雖然還保存著童話的形式，卻具有小說的內容，它們是介於童話和小說之間的一種文學作品，而且帶有濃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所以，我們與其把他們當作童話讀，倒不如把他們當作小說讀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