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那就糟透了，受傷的是我自己，不是水：“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
於是，我學了一個乖，不再從笨拙的截擊上下工夫，因為那樣做的結果，固然夢可以不存在了，猶如一切苦行僧，生命本身也就不複在人世存在了，我把自然還給我的夢，夢拿親切送我做報答。我活著的勇氣，一半從理想裏提取，一半卻從人情裏得到。而理想和人情是我夢的弼輔。說到這裏，嚴酷的父親，在我十三歲上就為人殺害了的父親，可憐的辛勞的父親，在我的夢裏永遠拿一個笑臉給他永遠沒有出息的孩子。我可憐的姐姐，我就那麼一位姐姐，小時候我曾拿剪刀戳破她的手，叫她哭，還不許她告訴父親，但是為了愛護，她永遠不要別人有一點點傷害我，就是這樣一位母親一樣的姐姐，終於很早就丟下我去向父親訴苦，一個孤女的流落的憂苦。他們活著……全都活著，活在我的夢裏……還有我那苦難的祖國，人民甘願為她吃苦，然而勝利來了，就沒有一天幸福還給人民……也成了夢。
先生，你有一把切夢刀嗎？
把噩夢給我切掉，那些把希望變成失望的事實，那些從小到大的折磨的痕跡，那些讓愛情成為仇恨的種子，先生，你好不好送我一把刀全切了下去？你搖頭。你的意思是說，沒有痛苦，幸福永遠不會完整。夢是奮鬥的最深的動力。
那麼，賣舊書的人，這部《切夢刀》真就有什麼用處，你為什麼不留著，留著給自己使用？你把它扔在街頭，夾雜在其他舊書之中，由人翻揀，聽人踩壓，是不是因為你已經學會了所有的竅門，用不著它隨時指點？
那邊來了一個買主。
“幾鈿？”
“五百。”
“貴來！”他惘惘然而去。
可憐的老頭，《切夢刀》幫不了你的忙，我聽見你的沙啞的喉嚨在吼號，還在歎息：“五百，兩套燒餅啊！”
一、現實主義與現實
1924年1月17日，北京師大附中邀請魯迅作一場公開講演——《未有天才之前》。魯迅在演講中提道：
我看現在許多人對於文藝界的要求的呼聲之中，要求天才的產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這顯然可以反證兩件事：一是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天才，二是大家對於現在的藝術的厭薄。
演講的文字篇幅不長，但意思很明確，靠“整理國故”與“崇尚創作”的中國文藝界現狀產生不了所謂的“天才”，因為國民風氣不正，即使有好的“天才”苗子，遲早也被現實環境扼殺掉了。魯迅勉勵在場的少年同學，提醒有“天才夢”的少年們，在這樣惡劣的現實環境中，先要嚐試做培育天才的“泥土”。他強調說：
就是在座的諸君，料來也十之九願有天才的產生罷，然而情形是這樣，不但產生天才難，單是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也難。
在座的諸君中，倒的確有一位少年做著“天才夢”。魯迅演講的這一年，他就創作了一部小說——《終條山的傳說》。這部既非靠“整理國故”工夫，也非“崇尚創作”心態驅使下完成的小說，在十後的1935年，魯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中，在由這位嚴苛旗手精選的1917年到1927年間的中國短篇小說中，入選。魯迅在《導言》中對李健吾的小說作了這樣的評價：“這時——1924年——，偶有作品發表的還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後者的《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以後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裏麵的身體和靈魂。”
“華服裏麵的身體和靈魂”，究竟是不是天才的身體和靈魂，抑或隻是泥塑金身？魯迅語焉不詳。他或許根本就記不得十年前，他講台下那個十八歲少年的炯炯目光。堅持一貫的從他的評鑒眼光出發，不明就裏的挑出了一位十八歲少年的習作，莫名其妙地助長了文藝界對“天才”的期盼之風。如何“絢爛”？難道入選魯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係》，就叫“絢爛”？難道非得入選魯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係》，才算作“絢爛”？《終條山的傳說》最初發表於《晨報副刊》上，那時副刊本身的影響力還說得過去，但這樣一篇刊於其上的小說之“絢爛”恐怕記得的人並不多。事實上，這部《終條山的傳說》除了發表於《中國新文學大係》時有魯迅那麼一句“絢爛”之評外，並沒有撩撥起多少圈子內外的波瀾。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魯迅的講演在切開少年們的“天才夢”時，也間接指出了一條“成才”之路。他在談到“崇拜創作”人群的排斥外來思想時，例舉了一個怪現狀，那就是，許多人對於托爾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經厭聽了，然而他們的著作，有什麼譯到中國來？眼光囚在一國裏，聽談彼得和約翰就生厭，定須張三李四才行，於是創作家出來了。魯迅認為，這幫所謂的“創作家”，從實說，好的也離不了刺取點外國作品的技術和神情，文筆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趕不上翻譯品，甚者還要加上些傳統思想，使他適合於中國人的老脾氣，而讀者卻已為他所牢籠了，於是眼界便漸漸的狹小，幾乎要縮進舊圈套裏去。按照魯迅的邏輯推理，這樣的“創作家”確定是不如“翻譯家”的，因為翻譯即便不是創作，至少也為譯者打開眼界、接納新知預設了前提。
實際上，並非所有“崇拜創作”的人都排斥“排斥異流”，並非所有“崇拜創作”的人都在“舊圈套”裏自欺欺人。1920年代的文藝圈子裏，早就為了如何做好一個“翻譯家”而非“創作家”鬧得不可開交，魯迅所要求的那些譯著正在逐步出現中。早於魯迅的“天才夢”演講之前，早在1923年5月1日的《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一號上，郭沫若，就已經為這事兒和吳稚輝開始大肆辯論。
郭沫若在《討論注釋運動及其他》一文中，對吳稚輝呼籲的對外文原著進行逐字逐詞翻譯、再行總譯、另加注釋的做法進行了學術論證。論證的結果，當然是吳氏的說法行不通。這場本來源於鬱達夫、胡適、餘家菊等諸多名流譯作正誤的學術論證，因牽扯《創造季刊》和《學燈》雜誌的相互批評，演變為一場觀念論爭。吳氏前來搞一個“注釋”運動為雙方圓場，本意是希望以此平息論爭，沒想到自討沒趣，讓開篇即明言自己“留學日本十年”資深海歸身份的郭沫若劈頭蓋臉，毫不客氣地一頓亂棍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