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丁傳靖的“江亭序”
序言開篇提到：“夫定武精刊，繭紙非昭陵之本。永和未遠，羽觴猶典午之遺。”追隨自蘭亭以來的文人雅集傳統，仍然是以樊樊山為代表的舊式文人骨髓裏的東西，在這一點上，丁傳靖與之相類，對風雅古意的傾慕一如既往。但世風日下、斯文淪喪的感慨之後，退而求其次的風雅追求顯而易見——即從追慕魏晉以來的風流神髓，轉而尋求博物通識的風俗傳承。既然蘭亭的原本早已不複存在，誠如魏晉風流隻能仰止興歎，現時代文人無一免俗的為世道變遷而牽累羈絆、為斯文不複而疲於應付，不可能再獨善其身式的超然世外，則隻能通過一些尚在傳承中的風俗中寄托一些文化想象罷了。比如說還有的三月三修禊傳統，比如說還有的以樊老為首的雅集傳統，比如說還有如丁傳靖正在寫的這樣一篇“古意盎然”的雅集序言。
1925年江亭修禊雅集，丁傳靖撰《江亭修禊詩序》
接著的論述是，“北海淪漪，題襟曆曆，西郊亭墅，畫壁年年。蓋上已之禊遊，已為長安之故事。謂似月泉汐社，亦有人了公事而來；謂為洛社午橋，亦有時寄穀音之慨。此頃年人海之遊蹤，亦他日夢華之資料也。”可以看到，丁傳靖筆下的陶然亭與王羲之筆下的蘭亭區別之大，並不完全在於時空上的差距與差異。無論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還是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無論是在縱情享受人生的角度，還是暢談玄妙哲理的角度，在陶然亭中的109個雅士都遠不及蘭亭中的41位晉人輕鬆灑脫。更何況寫這則序言的丁傳靖還是坐在自家屋裏冥思慎筆而作，而絕非如當年王羲之那樣酒墨酣暢，一筆嗬成。
或許，一個是公元352年的江南，一個是公元1925年的北京；空間上的南北差異，時間上的千年更替，都沒有理由去要求以丁傳靖為代表的一幫近代文人，一定要以晉人的那種風骨意趣，去完成這一場民國時代絕無僅有的雅集。畢竟，從陶然亭自清康熙年間始建伊始，就注定並非是一處純粹的風雅之地。
原來，陶然亭原址所在地是京城東城外的近郊區，元代在這裏建慈悲庵，經明、清兩代的修繕、擴建成一定規模。庵內文昌閣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一直是明清兩代進京趕考的考生們頂禮膜拜、以求功名之地。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院建一座小亭，後又將小亭改為三間敞軒，取白居易詩中的“更待菊花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為“陶然亭”。而以樊樊山為召集人的陶然亭雅集，仍以該亭為江藻所建而稱“江亭”，由此可鑒其前清遺老心態之重，已經遠非風雅之舉所能承受之重。無論是先前的考生上香會聚之所，還是後來的109位雅士存照“江亭”，這樣的熙熙攘攘、這樣的車水馬龍，自然都已經與晉人風流和蘭亭風雅相距甚遠。也無怪乎，丁傳靖在序言中隻有“故事”、“遊蹤”、“資料”這些類似於存檔日記式的文字麵目了。
丁傳靖在序言中還提到，“是日，餘以小疾，獨未能往。去年令節避風有類鶢鶋（去年是日大風，餘亦未與會），今歲嘉辰閉戶又如螺蚌。自笑始衰之歲月，不如健之耆英。”原來，樊樊山並非突發奇想，偏偏要在1925年作這樣一次雅集，而是每年都有在陶然亭召集修禊之舉。而丁傳靖不單單是1925年這一次聚會未到，上一次（1924年）也是因故未能到場。隻不過上一次是避風，這一次是小疾。雖然有自謙語，謂“不如健之耆英”而有溢美樊老之辭，但也不難推知，像陶然亭修禊這樣的傳統活動，到1925年時，參與的人隻能是一些前清遺老、耄耆宿儒了。不要說風流神髓、不要提風雅神似，就是那麼一丁點殘餘的風俗形式之舉，到丁傳靖寫這則序言之際，都已經隻是殘影餘緒罷了。
在丁傳靖序言中流露出的所謂文人意趣，已全然不能用“風雅”二字概括。如果說還有一點中規中矩的紀錄體裁的話，單就才情氣魄而言，似垂垂老矣的塾師，確實已沒有參加雅集的必要。聯想到樊老《彩雲曲》的末句，“古人詩貴達事情，事有闕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發摩登何足數”，當年隻有五十來歲的丁傳靖，確實比之樊老還略遜一籌。從風流到風俗，從神髓到傳承，即使是不斷地退而求其次；由丁傳靖執筆之序來看，“風雅”之說在1925年的中國，也已經流於形式，雅士傳統的式微在所難免。
三、李綺青的“江亭序”
沒有到場的代表選了丁傳靖作序，到場的代表則選了李綺青作序。錢仲聯《近百年詞壇點將錄》稱李綺青為“小李廣花榮”，譽其詞“上接翁山”，“為嶺表詞場之射雕手”。葉恭綽《廣篋中詞》則說“漢父（李綺青字‘漢父’）丈為詞卅載，功力甚深，清回麗密，可匹草窗、竹屋”。可見李氏比之丁傳靖而言，其舊體詩詞的功力根底，似乎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綺青（1859-1925），字漢珍，晚年改漢父，別號倦齋老人。惠陽縣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先後任福建安溪、惠安，吉林榆樹，河北武邑知縣，吉林寧安知府。晚年旅居北京，賣文為生，就在雅集當年（1925）病逝於北京。著有《草間詞》、《聽風聽水詞》、《倦齋詩文集》等。
李綺青生性秉直，不擅逢迎，宦途隻能算勉強湊和。晚年清貧境況難免，其女賣藝以救濟生活。他還曾為女兒的演出以駢體文寫成“廣告”。曰：“四弦訴恨，憐趙媛之彈詞；孤影挑燈，哀喬青之題曲。毛惜罵賊，寧薄倡家？李香墜樓，何非烈女？況南陔蘭盡，心傷潔養之難；東海桑生，目擊亂離之苦。負百裏之米，敢責裙釵？謀一日之歡，亦須菽水。”即便是如此不佳的生活境遇，仍然以古體古意抒寫，其追慕古雅的舊式文人操守還是可見一斑。作為雅集到場者之一，也作為詩壇宿將之代表，由李氏來寫這第二序，也頗合時宜。
李序開篇曰：“歲在乙醜三月三日，稊園同人集於京師宣南江亭，為修禊事。”開宗明義，還頗有點“永和九年春”的況味。句中提到的稊園，即稊園詩社。其前身是創建於二十世紀初的寒山詩社，“稊園”，得名於當時詩社社長關賡麟，關氏在北京南池子南灣子的宅第就號“稊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