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天下形勢變了，洪秀全造反了。這是外部環境的變化，無人能控製。不過，“學問純粹，器識宏深”，諡為“文正”就是清政府給他的最高榮譽，應該算是對他的另一種肯定和評價吧！
曾國藩以後的成就和他的立大誌有著強烈的因果關係。立誌考進士、立誌成為理學家、立誌做大官、立誌清澄天下、立誌鎮壓“粵匪”、立誌洗雪恥辱、立誌辦洋務……這些大誌的“立”，都是和當時的大環境相適應的。而在有了這些大誌後，又努力沿著通向大誌的方向走，最終成為軍事家、政治家、洋務派領袖等，這不得不讓我們佩服。
有人會不服氣地說，有什麼了不起的，還不是曾國藩所處的亂世成就了他嗎？其實也不是，在和平時期，曾國藩立誌做聖賢、做名臣，他也做到了。所以說，大誌未必天生，才華也未必是天生的，都是可以在後期的環境中磨煉或提升的。如果沒有大誌、沒有天賦、沒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即使再有利的條件、再好的機遇擺在你麵前，也是無法成就大事的。
這，就是所謂的立誌！更是勵誌！
【延伸閱讀·曾國藩箴言】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健康。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
【譯文】
古人處在艱難憂患的時候，也正是道德學業長進的時候，其功顯現在胸懷坦蕩上，其效體現在身體健康上。聖賢之所以為聖，佛家之所以成佛，關鍵都是在他們經曆大磨難的時候，能把心放寬，滋養得靈活，有活潑潑的胸襟，有坦蕩蕩的心境，則在身體上雖然受到外麵的傷害而感到不適，也不至於引發內心的傷痛。
【點評】
自古以來的英雄豪傑做的事情各有不同，但是他們光明磊落、豁達寬廣的胸懷是一樣的。在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中，“靜”是一種境界，就是要達到心無雜念、通透澄澈的境界。曾國藩在其跌宕起伏的人生際遇中，一直在追求這樣一種境界，一麵效法聖賢之人，一日三省其身，一麵以古為鏡，在得失興亡之間思考自己的人生。
曾國藩曾經寫信給自己的弟弟：想要有所長進，須要多多讀書，修身養性，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隻有日積月累才會顯見成效，就好比想要築建堅固美麗的房屋，不僅要有堅實的地基，還要有精準的骨架結構，再加之精美的修飾，這才可行。所以，匆匆忙忙、囫圇吞棗是不可能成就高深的內在修為的。
表麵上看，這是一封給弟弟的“勸學書”，實際上，這正是曾國藩對內在修為的高深之見啊！
“靜”不僅是一種境界，更是一種道義，是孟子所說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靜”是一種生命體驗，是莊子所說的“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靜”是一種無欲無求的姿態，是老子所說的“上善若水”。“靜”是世界的兩極，是人生的永恒，波瀾壯闊也好，細水長流也好，這其中都蘊含著“靜”的道理。
一旦達到了“靜”的狀態，內心就會變得舒暢、恬靜、坦蕩、澄澈，仿佛瞬間無牽無絆了，世間所有的愁苦和煩憂都會隨風而散了。
大聖人孔子的學生顏回曾經身居陋巷依然安樂，想必現代人很難理解，住在簡陋的房子裏怎麼可能“樂”呢？這是因為現代人很難理解“道”的魅力，孔子之賢聖、孟子之正氣、莊子之逍遙都是源於他們自己心中的“道”，一種超脫了凡俗塵世的羈絆，一心隻想走自己的“道”的勇往直前和心無旁騖之態。
而培養這種狀態說易不易，說難也不難。易就在於隻要做到“靜”，難就在於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這份“靜”。
現代人經常麵臨的一種困擾就是壓力大，整天穿梭於高樓和擁擠的人群中，麵對電腦做著高強度的腦力勞動，長時間處於這樣的狀態之中，短時間之內看不出什麼傷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狀態帶給身體的損傷就會顯現出來。曾國藩對此其實也深有體會，但是他很擅長自己排解壓力，通過自我調節尋找快樂，放鬆心情，這正是修身養性的基本表現。
曾國藩年輕的時候投筆從戎，便開始了自己的戎馬一生。在奉旨鎮壓太平軍的那段歲月裏，他內心的壓力可想而知，但是他能夠做到時時處處注意自己的心境，調節自己的心情，讀書寫字都是他陶冶性情、舒緩壓力的常用方法。所以曾國藩不僅是朝廷出色的臣子和將軍，還是一個頗有才情的性情中人，因為他的心情總是保持愉快的狀態，所以，曾國藩的幽默也是有名的。
鹹豐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國藩帶軍在祁門駐紮。有一天他批閱公文，看見一封浙江省建德縣團練把總李元的文書，麵用“移封”二字。“移”是一種官方文書，分文移和武移兩種。文移是譴責性公文，唐代以後成為官府平行機構間相互交涉的文書；武移是聲討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當時的曾國藩已經是兩江總督，朝廷重臣，集四省軍政大權於一身，而團練把總最高也隻是一個正七品銜，李元把總竟然用了“移封”這兩個字！如果是其他官員，定然氣得火冒三丈，這李元不隻是官帽不保，恐怕還要落一個忤逆罔上的罪名。而曾國藩看後，並沒有大發雷霆，隻是在封麵上批了十七個字：“團練把總李，行個平等禮。雲何用移封敵體？”這種幽默背後的豁達正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性情和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