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並非隻是說說而已，他確實在“識人”時沒有考慮其他附加因素。正因為如此，他才將有著各樣能力的有誌之士歸於門下，正如薛福成所說：“在籍辦員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
不過，雖然他用人不拘一格，但並不表示他良莠不辨。對曾國藩來說，所謂的不拘一格，是建立在符合基本人才標準的基礎上的，所以也才有了“搜求人才，采納眾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為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偽，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庸人得意，而賢者反掉頭去也”的話。
曾國藩選拔人才很看重“德才兼備”四個字。而對於“德才”，他也很認同司馬光所說的“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
魏徵曾說過：“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如果把“德”和“才”分開，那麼曾國藩在選人時更看重的就是一個人的“德行”了。
在一篇論德才的文章中他說：“司馬光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餘謂……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立之，則近於小人，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
由於他對“德行”的重視，他在選擇人才時，經常“於純樸中簡擇人才”，因為他認為“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對於那些“心竅多，以大言取寵”的浮滑之人，他是深惡痛絕的。
“好談兵事者，其閱曆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這就是曾國藩的“識人”觀點，“崇實而黜華”，就是說，他崇尚“簡默樸實”，討厭油嘴滑舌者。
為此，他還總結出了擇人標準，並把人分為“官氣多”“鄉氣多”兩類。他認為那些“官氣多”的人大多喜歡講資格、裝樣子，遇事無法做到盡心盡力，更做不到心到、口到和眼到；而那些“鄉氣多”者大多又好逞才能，好做出格之事。對於這兩類都有缺點的人，曾國藩倒更願意選擇“鄉氣多”者，因為他認為：“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
所以這個“鄉氣”也可被稱為“血性”。對他來說，“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
同時，曾國藩還非常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因為他覺得“其闒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睹賢哲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
意思就是說，人才之間是相互吸引的，什麼樣的人會吸引什麼樣的人，這也就是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所以曾國藩在選拔人才時，更多的是讓其幕僚來推薦。因為他認可幕僚，所以也相信幕僚的推薦。果然，吳廷棟推薦的方宗誠、陳艾，劉星房推薦的淩煥，周騰虎推薦的趙烈文等，都不負眾望。
所以對曾國藩來說，“以己才引人才”的做法，準確性更高。
千裏馬有了，需要的是伯樂。伯樂擁有了千裏馬，也要會使用才行。對於自己“識”得的人才，曾國藩非常善用，特別是對一些年輕人，他總會放心地使用他們、提攜他們。
曾國藩創立的打敗了太平天國的那支湘軍，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從平均年齡來看，他1854年初創時，統帥的平均年齡為35歲；到了太平天國被鎮壓時，除去已經死去的，將領的平均年齡則為45歲。由此可見，湘軍將領是以中青年為主的，所以他們才精力充沛，有熱情、有朝氣。
當然，能有這麼年輕的將領，是和曾國藩的提攜分不開的。
孔子曾感慨道：“後生可畏。”這一點從曆史上也能看出，比如秦國的甘羅，12歲就官拜上卿，這是由於他善於解決外交難題，使秦朝沒有費一兵一卒便坐得趙國五城和燕國十一城；而秦始皇是在22歲奪回執政權的，在38歲他又統一了六國；周瑜33歲指揮赤壁大戰……
說到曾國藩善於識人，就不得不佩服他為了選拔人才，不摻雜任何私念了。
有些人在選擇人才時，肯定會考慮一下，如果這個人能力太強，會不會威脅到我的位置？或者這個人的個性我不喜歡，還是不用他吧，等等。但在這點上，曾國藩則是無私的。比如他使用李世忠、陳國瑞這兩位悍將。
這兩位從個性上，曾國藩都不是很喜歡，而且陳國瑞還是太平軍的叛徒。然而，這兩人打仗非常凶狠，所以他就用了，而且是用“用其才，遠其人”的策略來用的。
從這點上來說，又有幾個人能做到？如今很多人選拔人才，完全是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的，隻要看著不順眼，這個人就是再有本事他也不用。
曾國藩的公平還表現在對自己的親友上。對於來投靠他的親友，他均一視同仁，有能力者用，無能力者走，絲毫不會因為是自己的親友而違背自己的用人原則。
在這點上，更值得我們現在的老板和用人者借鑒。
當然，曾國藩還有一種識人方式，那就是用麵術識人。
《清史稿》記載，曾國藩在接見前來報效之人時，總是“注視移時不語，見者竦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
就是說，曾國藩在同被接見者見麵時，會從他的相貌、言語、舉止來觀察，然後知其為人處世的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