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湘潭大捷，殲滅太平軍四千餘人。而得以逃生的王鑫在後來的浙江和新疆戰役中均立了戰功。
除此而外，陳士傑還曾兩次諫言陷入困境的曾國藩，也均被曾國藩采納，也都因此擺脫了困境。由此可以說，接受陳士傑的諫言，為曾國藩以後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第三是納李元度總結三次失敗之言。
舉人出身的李元度和曾國藩有著很深的交情，他的“三不忘”之說，讓曾國藩受益匪淺。
1854年年底，曾國藩在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作戰時，三次失敗。第一次敗於湖口，第二次敗於九江。第三次更慘，連他坐的船也被石達開俘去，雖然幸得逃生，但所帶文件都丟了。曾國藩覺得顏麵盡失，於是召集幕僚，總結湘軍三次大敗的原因。
麵對如此狀況，大家麵麵相覷，誰都不敢亂講話。曾國藩看向李元度，李元度便直言道：“恩公東下之師，氣勢銳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經三次大挫，初挫於嶽州，繼挫於靖港，今又挫於九江湖口。幸而屢蹶複振，未壞大局。然依在下之見，非失於恩公不知兵，而失於知兵。”
曾國藩的臉掛不住了，有些尷尬地聽著。李元度繼續說：“嶽州之敗，師未集而因大風阻於洞庭湖，敵察我軍疲困，大股圍入，其敗理所固然。靖港之敗則不然。恩公惑於鄉紳之請，臨陣變計，朝令夕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敗，問題最大。百餘小船入湖，敵斷退路，敵變化莫測，又以小船攻我之大船，我之虛威無用。師出不謀退路，乃行軍大忌，不能不敗。”
短短幾句話，李元度已經指出三次失敗的原因了，而且還說石達開才是勁敵。
曾國藩雖然心裏很不舒服，但又覺得李元度說得沒錯，也便頻頻點頭，更對李元度多了分欣賞。
第四是納羅澤南進攻武漢之言。
曾國藩和石達開交戰三次失敗後，湘軍水師元氣大傷，幾近癱瘓。在近兩年時間裏，曾國藩都坐困江西，休養生息。直至1856年10月，乘太平天國內訌之際，湘軍才從江西攻打武漢，逐漸走出困境。
而這次進攻武漢以救江西、圖全局的建議還是羅澤南提出的。
羅澤南是湘軍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湘軍初期最重要的將領之一，一直受命於曾國藩。
那是在1856年5月，看著曾國藩“伏”在江西不能動彈，羅澤南便上書曾國藩，提出分兵增援武昌外圍的湖北巡撫胡林翼的建議。還說一旦攻克武漢，湘軍便能從水路東下，最後會師九江，這樣，江西、湖北的軍事形勢才能根本好轉。
曾國藩看著一蹶不振的湘軍，還是有些猶豫。羅澤南又親見曾國藩，他慷慨陳詞，縱談利弊，將整個作戰計劃都說了一遍。還說若這麼做，便能盤活全局。若一味死守江西，很可能成為甕中之鱉。曾國藩最終同意了羅澤南的意見，而結果真和羅澤南所說一樣。所以多年之後，曾國藩想起來，還是很佩服羅澤南的膽識以及“能取遠勢”的遠見。
第五是納李鴻章言按兵請旨。
鹹豐十年秋，在湘軍與太平軍戰事正日趨緊張之時，英法聯軍又從清軍沒有設防的天津北塘進逼北京，鹹豐帝倉皇出逃熱河，在途中發諭旨令曾國藩派鮑超北援，並令“兼程前進，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曾國藩陷入兩難境地。北上實屬軍國大事，但從內心他又不願意把兵交於勝保調遣，因為這很可能讓他多年經營的湘軍毀於一旦。
於是，曾國藩再次讓幕僚各抒己見，最後采納了李鴻章的“按兵請旨，且無稍動”的建議。因為李鴻章認為“三國連衡，不過金帛議和，斷無他變”，而“楚軍關天下安危，舉措得失，切宜慎重”。
不久，湘軍下安慶、圍天京，形成了對太平軍作戰的優勢。那些聞旨而動的“勤王軍”，因為北援而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可以說，曾國藩是將納言用得最成功的成功者。因為深得眾人相助獲益，他便也多次寫信給他的弟弟曾國荃，讓他如法炮製。還說他之所以與左宗棠共事，就是因為左宗棠的氣概和膽略勝於常人，因而希望能通過與他共事來彌補自己的不足。他甚至還勸曾國荃“早早提拔”下屬，並再三叮囑他：“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要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意思是希望他也多培養一些得力幕僚，多納言。
後來，曾國荃屢遭彈劾，非議者眾多，曾國藩認為這是他手下沒有好參謀才導致的。
當然，曾國藩拒絕幕僚的正確建議，導致失敗或遭到非議的事情也有不少。比如對天津教案的處理，當時大多數幕僚都通過口頭或書麵形式，讓他對洋人硬一點，但曾國藩沒聽，最後導致嚴重後果。但總體而言，曾國藩還是能夠虛心納言、鼓勵幕僚直言敢諫的，所以也成就了他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