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也能看出，曾國藩很早就想進行軍製改革，而且完全稱得上是軍製改革的先驅。
還能體現他超前的戰略眼光的就數水師的籌建了，因為他創建水師，打破了原來由太平天國獨占水師之利的局麵，並從被動變為主動。在之後的戰鬥中，湘軍水師漸漸取代了太平軍水師在長江中所占的優勢。
鹹豐八年，曾國藩奉命督軍援浙，攔截石達開。沒料到石達開用兵神武，湘軍還在贛南便陷入了三麵受敵的不利局麵。於是他上疏鹹豐《通籌全局折》，說：“就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本根。”
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曾國藩所帶湘軍開始折道，集中向贛北打去，在奪回景德鎮後又向安徽進軍。
曾國藩拒君命而改做他，不是誰都有這個魄力和勇氣的，而他之所以敢這麼做、能這麼做，都是因為他有著決勝的戰略思想做後盾。除了這次婉拒君命外，兩年內他還有過兩次，而從他後兩次婉拒君命來看，他是有著“攘其外必先安其內”的想法的。
這兩次婉拒中，其中的北援是因為英法以“修約”為借口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當時曾國藩意識到，西方列強尚無推翻清政府，更無占領中國的企圖，無非是“金帛議和”、割地賠款而已。而他的心腹之患是太平天國，必須剿滅。他認為在安定了國內之後，再實行洋務、練兵、吏治等強國舉措，就可以用“勤遠略”使“中外永絕窺視之心”了。
還有一次是曾國藩婉拒東征，因為他的目的是攻克安慶。當他將所有精力用在進攻安慶上後，安慶一役大捷，太平軍亡三萬餘人，老對手陳玉成的主力損失慘重。
正因為攻克了安慶，湘軍才處在了優勢地位，而太平軍後期名將李秀成則處於不利形勢，並形成了獨木難撐的局麵。
戰略上的慎重
戰略上的慎重，也是曾國藩無數次取得決勝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1853年9月到11月三個月間，清廷總共向曾國藩下了兩道諭旨，讓其增援湖北武漢。12月，清廷又令他率領船炮去安徽救援。曾國藩猶豫了，因為9月湘軍才移駐衡陽，所謂湘軍也隻是一些沒多少打仗經驗的兵勇。當他在10月創建湘軍陸師後，11月又籌建了水師，所以軍隊根本就缺少係統的訓練。
如果貿然出兵，麵對兵多將廣、戰鬥力強的太平軍，豈不是以卵擊石嗎？即使自己率領船炮增援，也無法和千船百舸的太平軍水師抗衡。
於是，他打定主意，出兵的前提就是：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購買的洋炮；兵沒有練上兩個月就絕不可出征。正如他所說，“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斷不敢招集烏合，倉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譏，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
而正因為他連拒君令，直言不能草率出兵的原因，才讓做足了準備的湘軍越來越強大。由於準備充分，在1854年9月他就攻取了武漢，兩年後又攻破了安慶，之後在湖南停留幾個月招募新兵，隨即又沿江東下，越戰越勇，最後進駐南京外圍的雨花台。
在雨花台，曾國藩和李秀成派出的楊輔清大軍作戰時，他意識到對方兵力很強，就說：“賊勢猶盛，不可遽圖，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然而，他的弟弟曾國荃卻不同意他的意見，並執意要打。曾國藩耐心勸說：“弟軍合水師不滿二萬，孤軍深入，諸將帥皆以為不可，人人代為危慮。”
曾國藩的遠見又發揮了作用，因為那場戰爭如果沒有援兵的到來，曾國荃很可能會全軍覆沒，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國藩戰略謹慎的好處。
曾國藩的戰略謹慎還體現在他的“設防”上。
1865年6月，曾國藩在剿撚時，不僅在撚軍的根據地周圍建營紮寨，而且還設立了河防。
河防就是在運河沿岸構建長牆和堡壘，控製撚軍的活動範圍，同時防止撚軍進入京城周圍或“齊、蘇膏腴之地”。
設立河防後，他還接受了劉銘傳的建議“挖壕守之”。
這樣曾國藩就為湘軍設立了牢固的三角形戰區，實施他“以靜製動”的穩慎戰略。當然，結果是麵對固若金湯的湘軍，撚軍手足無措，在撚軍露出破綻後，曾國藩瞅準時機，將撚軍打了個落花流水。
以上看了曾國藩的決勝戰略，那麼，他的戰術又都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