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專家學者甚至還認為曾國藩之所以用“妥協外交”，是出於他的政治遠見和審時度勢，他知道那時候中外實力懸殊，如果和列強來硬的話，無異於雞蛋碰石頭，對國家並不利。因而，他隻能用韜光養晦的方法，此外別無他法。
曾國藩的這種外交思想，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突顯出來的。那時候的他，在翰林院已有兩年時間了。因為清政府的閉關自守，國人對本國以外的事物一無所知，歐美國家發展到什麼程度，也是完全不知曉，是真正意義上的井底之蛙。
那時候，就連曾國藩也以為外國就像中國在盛唐時看到的那麼落後，所以也鄙夷地稱其為“外夷”。
在道光帝懲辦了禁煙的林則徐，並不再禁煙，讓西方列強開始橫行時，曾國藩還說“聖恩寬大，不欲遽彰天討”；在道光帝向侵略者提出苛刻條件，對方不答應時，道光帝竟然隨意宣布征討令。此時的曾國藩也沒有看到危險的降臨，因為他以為“外夷”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擊敗，所以讚道光帝的行為為“皇赫斯怒”。
結果可想而知，清軍大敗。看清了清軍戰鬥力的侵略者越發張狂了，他們先後攻占了定海、寧波、鎮海、乍浦、吳淞，直逼南京。
侵略者一路戰一路勝，前線的清軍首領卻一直隱瞞真實情況，得不到真實戰況的曾國藩還盲目自信了一段時間，但在得知慘敗後，他卻也隻是稱“官兵退縮不前”，“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最後直接把責任推給“漢奸助敵”。當然，當時就是他想譴責，也是沒有資格的，因為那時候的他不過是個無職無權的侍郎。
1842年7月，清政府和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直到這時候，曾國藩對“英夷”的了解還是不夠，對其侵略本質認識也不足。加上他還是當時簽這個條約的穆彰阿的忠實崇拜者，所以還說這是“逆夷既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
然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安民而息兵”不僅沒有實現，反而“民”還越來越無法“安”，“兵”也一直不“息”。
隨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使清政府不僅和西方列強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而且還被他們“火燒圓明園”。此時的曾國藩表現了他政治眼光的敏銳，他窺視出西方列強並無意推翻清朝的統治，所以覺得這些洋人不能算是大清的心腹之患，所以還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眉生言及夷務，餘以為欲製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處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以上這些文字表明，曾國藩覺得“外夷”暫時不足為患，不需要和他們硬鬥，而應該一心一意先自強，然後伺機而動。
從兩次鴉片戰爭中曾國藩對西方列強的態度來看，他並沒有把這些洋人看在眼裏，甚至覺得這些人不為患，還沒有農民起義軍對清政府的威脅大，因為這些洋人隻是為了利，不是為了爭權，而農民起義軍卻是為了推翻清政府。
當然，以上也隻是早期曾國藩的態度。晚年時，得知西方列強強大的曾國藩依然沒放棄韜光養晦、努力自強的念頭，所以他開展了洋務運動。這時候的曾國藩，在外交上提倡“大事苦爭，小事放鬆”。
他認為，“凡與洋人交際，小事可許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許者，宜始終堅持力爭。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甚至還主張與洋人交際時要“恍似有幾分癡氣”，也就是指要大智若愚的意思。還要“重信義，貴果決”，也就是要“誠”，因為“誠”才是善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