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話是曾國藩在身處官場幾十年後總結出的經驗，突出了他的“圓滑”，也表現了他“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思想。
他說：“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自非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嚐膽之誌，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巨，畏縮不為，俟諸後人……且永無自強之一日。”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覺得當時的中國正“漸圖自強”，為了爭取和平建設的環境，必須讓洋人感覺到清政府是友好的，避免翻臉。適當時候，還應當給洋人一些甜頭。不過，在大是大非麵前卻是不能含混的，而且還要據理力爭才行。
當然，這也表現了他在外交上雖然更多地表現為妥協，但也有積極抗爭的一麵。
善於接受新思想，也一直崇尚“以和為貴”的曾國藩，一直主張不要對西方各國“以敵國之禮待之”，對他們“請覲、遣使、傳教”這三方麵要予以寬鬆對待等。曾國藩認為如果處處樹敵，不利於中國融入國際社會。
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國藩是有國際眼光的，和那些閉關自守的保守派完全不一樣。他甚至還主張在不損害百姓生計的前提下與外國通商，“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
可以說，曾國藩在那時候已經具備了“改革開放”的思想，他的這種開放思想，在當時並不多見，也是中國讀書人中最先進的。
但是，弱國的“開放”卻是最容易損害百姓生計的，因為“幼稚產業”和傳統產業均易受到衝擊。在這一問題上，曾國藩堅決主張“竭力相爭”，“始終不可移易”。
不過，他的想法也過於理想。隨著清王朝的逐漸衰敗和西方列強侵華的加劇，曾國藩的外交妥協思想越來越重，而曾有的“抗爭”思想也漸漸消磨了。
如果說他當初的外交妥協還帶些自信的話，那麼他後來的外交妥協就是一種無奈了。眼見他的步步妥協，有個幕僚向他提了意見，他一改以前的“積極接受”，大發雷霆，並對其大加斥責道：“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
而也就是那一年，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再度鬧事，還進行了軍事訛詐。那時的曾國藩怕引起戰爭，對麥華陀低聲下氣，有求必應。曾國藩的步步後退，帶來的後果就是一年後又在天津發生了類似的事，同樣以曾國藩妥協、給他們好處了事。
這兩件事，為了討好洋人，他把“啟釁”的罪名強加在老百姓的頭上。此後，曾國藩越發怕“激各國之眾怒”，更是沒有節製地妥協，事情越發不可收拾了。其實如果當初他能強硬一些，說不定既能內結民心，又斷了西方列強的好戰之心。可他沒有那麼做。
他的妥協外交一直到1837年，這種外交思想不僅沒遂他的願，給中國贏來自強的時間，反而令中國越來越受西方列強欺侮。
曾國藩死後，他的得意門生李鴻章繼承了他的事業，也全盤繼承了曾國藩的“妥協外交”思想，情況可想而知。
現在回過頭來看曾國藩的“妥協外交”就能發現，在那時候，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挑戰列強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因為他們無法發動人民，那時的人民正想推翻他們。
由此又想起了“弱國無外交”這句話。“妥協外交”，任別國蠶食隻能是弱國的無奈之舉。翻看曆史，中國曆史上的強盛時期是根本不會出現“妥協外交”的，而是“四夷”臣服。因而，強大時的對外政策也比較強硬。
所以在批判曾國藩的“妥協外交”思想時，也別忘了當時的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