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君王把處勢、任法和用術結合得好的時候，國家才有可能平穩安定。
而作為君王的臣子，必須堅守其為臣的職業道德。具體指四方麵：第一是竭誠事君。韓非認為：“賢者之為人臣，北麵委質，無有二心……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也就是要盡心奉上。第二是告惡諫過。韓非覺得“治不逾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可假借矣”，也就是說，身為人臣要敢於揭發罪惡之事，知惡不告，與之同罪。同時，人臣還要善諫君過才行。第三是循法遵令。韓非曾說，“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也就是身為人臣，一定要遵紀守法。第四是勉力職事。韓非要求，“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鋣傳體，不敢弗搏戚”，“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就是說，身為人臣不應該怕苦怕累，而應該竭盡所能為君王分憂解難。
曾國藩的峻法思想正是借鑒了韓非的法家思想，認為統治者應該寬嚴結合，重視賞罰。曾國藩一生也都在提倡“中則治”的統治術。
所謂的“中則治，偏則亂”，是指統治者要將賞和罰、寬與嚴同時使用，稍有偏斜，則很可能天下大亂。
孔子有句話這樣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也。”
也就是說，治政應該用“寬—嚴—寬”的方法，並隨時注意調整。對於這種寬嚴結合的方法，曾國藩稱其為：“威惠並施，剛柔互用”。
當然，“中則治”說起來簡單，實施起來並不容易。因為很難有人能把握得那麼準確，如果一味寬，或者一味嚴，都可能釀成大禍。
因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亂世應以嚴為主，而濟之以寬；盛世應以寬為主，而濟之以嚴。
曾國藩的“峻法”思想，帶著鮮明的階級性和感情色彩，他把人民分為“良民”和“莠民”。而辨別“良民”和“莠民”則是看其是否遵循封建的道德標準，是否威脅或危害封建秩序。同時，他對自己的部下通常以“仁愛”為主，而對於自己的敵方則殘忍無比。
同時，他的嚴刑峻法還被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青年和壯年戰爭時期，他主要以嚴為主；而在晚年，也許是歲月讓他變得平和，也許是意識到了青壯年時期的暴虐，他開始以寬柔為主。
辦團練時，他嚴刑峻法，導致“莠民”血流成河。不過，他也寫了《愛民歌》，並且籠絡了很多民心。這也正契合了他“亂世應以嚴為主，而濟之以寬”的思想。
辦團練時期，曾國藩主要以辦匪為主。那時候，京城的大多數官員都還沉浸在安樂和享受中，絲毫沒有意識到全國各地的農民軍正暗潮湧動。但曾國藩卻以他的政治敏銳性，察覺到了一種潛在的危機，所以對於“匪賊”，他提出了“使人畏我威，而不恨我惡”的想法。不過，“賊既辦後……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也說明了他心中對這些“匪賊”還是有著一絲憐憫的。
在他受命辦團練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團結人心，搜查土匪”，其次才是練兵。這實際上也是他的一個分辨“良民”和“莠民”的過程。他覺得這樣既能“較為易施而省費”，也不至於濫殺無辜，或放跑“匪賊”。
當時清政府之所以下諭辦團練，就是因為全國各地都掀起了“反清浪潮”，地方治安非常壞，有搶奪的、掠官的、攻城的……
因而“殺雞駭猴”是曾國藩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
在了解了當地情況後，曾國藩就向皇帝呈上了《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折》：“鄉裏無賴之民……遂以為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也。”這個奏折裏清楚地表明了曾國藩實施峻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