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宋美齡是1950年1月13 日從美國飛回台北；陳果夫是1948年12月6日離開上海去台灣；翁文灝內閣的地政部長李敬齋是1948年11月去台；台首任“經濟部長”鄭道儒是1948 年底去台；1949年3月,後任“立法院長”的張道藩到了台灣；任過“行政院長”的俞鴻鈞是蔣介石在草山籌組總裁辦公室時去台；到台後出任過“國史館館長”的黃季陸在成都解放後經香港去台；到台初期十分活躍的張其昀是在1949年初去台；原上海市長陳良是1949年5月去台；新疆軍閥盛世才是1949年5月去台；台“國策顧問”張炯是1949 年8月去台；原“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是1949年11月從金門去台；莫德惠在蔣介石派員勸說下於1950年12月去台灣；對抗和平起義的“新疆省主席”堯樂博士是1951年5月去台灣；一直在緬甸活動的李彌是1953年初回到台灣的；任過“國防部長”的黃傑 1953 年夏才從越南到台灣；前政學係骨幹熊式輝是1953年間才去台灣；“立委”梁寒操1954年4月赴台。……
這些曾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盡風頭的人物赴台如此不易,何況中下層人士乎？撤台的混亂和匆忙從中可想而知。
在逃台亂象中受害的隻是百姓,國民黨蔣介石統治集團的成員當然受累有限,但他們到台後,麵對的卻是社會動亂、政局動蕩、人心動搖、經濟動浮。正如後來作為台灣地區的經濟學家、並被李登輝先後任命為“考選部長”和“監察院長”的王作榮在其所著《我們如何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跡》一書中所說,“光複後的那幾年,生產既不能快速恢複,進口又受到外彙短缺及大陸戰亂的限製,大部分人民已到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程度,可說是民窮財盡了。更不幸的是由於大陸局勢逆轉,大量人民都逃避到台灣來,以致人口激增。在1946年,即光複後一年的年底,台灣總人口為610萬人,但到了1948年便激增為 680萬,1950年增到 790萬,1952 年又增到 810萬人,6年之間增加了200萬,即增加了二分之一,而60萬大軍及未報戶口的人民尚未計算在內。”
此外,幾乎每一個在祖國大陸時期的省政府、甚至一些市縣機構都在台灣打出各自的官衙牌匾,幾乎每一個在大陸時期的兵團、軍、師、綏靖公署、綏靖區、軍管區都在台灣打出各自的番號,有官無兵,有兵無將,有名無實,散兵遊勇,充斥台灣街頭。
還有:宋美齡是1950年1月13 日從美國飛回台北；陳果夫是1948年12月6日離開上海去台灣；翁文灝內閣的地政部長李敬齋是1948年11月去台；台首任“經濟部長”鄭道儒是1948 年底去台；1949年3月,後任“立法院長”的張道藩到了台灣；任過“行政院長”的俞鴻鈞是蔣介石在草山籌組總裁辦公室時去台；到台後出任過“國史館館長”的黃季陸在成都解放後經香港去台；到台初期十分活躍的張其昀是在1949年初去台；原上海市長陳良是1949年5月去台；新疆軍閥盛世才是1949年5月去台；台“國策顧問”張炯是1949 年8月去台；原“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是1949年11月從金門去台；莫德惠在蔣介石派員勸說下於1950年12月去台灣；對抗和平起義的“新疆省主席”堯樂博士是1951年5月去台灣；一直在緬甸活動的李彌是1953年初回到台灣的；任過“國防部長”的黃傑 1953 年夏才從越南到台灣；前政學係骨幹熊式輝是1953年間才去台灣；“立委”梁寒操1954年4月赴台。……
這些曾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盡風頭的人物赴台如此不易,何況中下層人士乎？撤台的混亂和匆忙從中可想而知。
在逃台亂象中受害的隻是百姓,國民黨蔣介石統治集團的成員當然受累有限,但他們到台後,麵對的卻是社會動亂、政局動蕩、人心動搖、經濟動浮。正如後來作為台灣地區的經濟學家、並被李登輝先後任命為“考選部長”和“監察院長”的王作榮在其所著《我們如何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跡》一書中所說,“光複後的那幾年,生產既不能快速恢複,進口又受到外彙短缺及大陸戰亂的限製,大部分人民已到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程度,可說是民窮財盡了。更不幸的是由於大陸局勢逆轉,大量人民都逃避到台灣來,以致人口激增。在1946年,即光複後一年的年底,台灣總人口為610萬人,但到了1948年便激增為 680萬,1950年增到 790萬,1952 年又增到 810萬人,6年之間增加了200萬,即增加了二分之一,而60萬大軍及未報戶口的人民尚未計算在內。”
此外,幾乎每一個在祖國大陸時期的省政府、甚至一些市縣機構都在台灣打出各自的官衙牌匾,幾乎每一個在大陸時期的兵團、軍、師、綏靖公署、綏靖區、軍管區都在台灣打出各自的番號,有官無兵,有兵無將,有名無實,散兵遊勇,充斥台灣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