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實現祖國統一的任務,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於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等九條建議和主張。
兩天後的10月2日,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眾議院議長約蒂時,談到了葉劍英的九條建議和主張。他表示:“葉劍英委員長最近闡述的九條是我們根據現實情況提出的關於台灣歸回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針政策。這九條在國際上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反應,也一定會得到台灣人民的讚成。”他還強調:“台灣問題始終是我們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是關係到中國統一大業的事情。”
海峽那邊的台灣國民黨當局,沒有體會到中國共產黨的誠意,仍錯誤地認為與共產黨搞統一自己必定“吃虧”。對這種顧慮,鄧小平在10月28日會見由會長茅誠司率領的、日中協會第三次訪華團時說，台灣當局總是講凡是搞統一、合作,都是他們倒黴、吃虧,共產黨占便宜,這不符合曆史事實。曆史事實是兩次國共合作,對彼此都帶來很大好處,主要是給民族、給人民帶來好處。第一次合作實現了北伐。北伐的勝利符合國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兩黨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對付日本軍國主義。抗戰的勝利符合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兩黨利益。合作後來破裂,破裂的責任,我們不去算老賬了,實際上兩次破裂的責任都在國民黨方麵。他們又講,兩次他們都吃虧,這不對。
鄧小平還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們不去算這個賬,要從長遠的觀點,從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著眼,也要從世界和平和安全來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遺憾的是,台灣當局還是沒有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斷然拒絕了葉劍英代表中國中央政府提出的九條建議和主張。對這點,鄧小平早有思想準備。他在1981年11月2日會見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時說:我們對台灣的九條建議,現在台灣的反應是拒絕了。我們知道,它的第一個反應會是這樣。我們也知道,這樣的事情不是一晝夜就可以解決的,需要時間。我們並不想“屈人之兵”。我們絕不是要使台灣處於投降、屈服的地位。我們提出的是對等談判。相信總會有變化的。
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鄧小平利用各種機會奉勸他們:“歸根到底,中國的統一這件事要台灣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和人民來決定。首先希望兩岸的領導人為中華民族的曆史來做這件好事,這在曆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希望台灣的一些領導人把眼界放寬一點,放遠一點。”
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以“隻爭朝夕”的精神為台灣回歸祖國這一重大任務而孜孜不倦地工作著。
1983年6月,當他即將進入80歲這一人生的耄耋之年時,在一次關於祖國統一問題的講話中,他深情地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祖國要統一,不統一就沒有出路。我們有出路。我們這些人歲數都不小了,都希望中華民族來一個真正的統一。前人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來完成。我們的後人總會懷念我們的。如果不做這件事,後人寫曆史,總會責備我們的。這是大事,前人沒有完成,我們有條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