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民主柬埔寨領導人時,就中國統一的問題闡述了“一個中國,不同製度”的設想,他說:“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有不同的社會製度,這是史無前例的。實際上,真正統一了,台灣一個製度,香港一個製度,大陸一個製度。大陸是社會主義製度。
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６日，小平同誌在北京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談到實現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一些設想。
小平同誌說，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
小平同誌不讚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他指出：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製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隻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承認台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區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利益。
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製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需在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隻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係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小平同誌說，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不現實的。
他指出，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布。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隻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小平同誌的這些談話實際上就是我們後來常說的“鄧六條”。
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來自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學者們。談話中,鄧小平展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戰略思想。他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製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製度。香港與台灣還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這種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
鄧小平接著提請來訪的客人:“各位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請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們對台灣、香港提出的解決方式。總要從死胡同裏找個出路。”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對外使用“一個中國,兩種製度”的提法。由“一個中國,不同製度”,到“一個國家,兩種製度”,在提法上更加準確和科學。鄧小平“一國兩製”的思想也在概念上更加規範化。
1984年4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裏根時,一方麵直接對這位美國頭號領導者表明了中國“一國兩製”的戰略構想；另一方麵也批評了美國領導人的戰略誤區。他說:“和平是我們共同關心的首要問題。世界局勢不穩定,但爭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資格發動世界戰爭的還是美蘇兩家。美國應從4個航空母艦的政策中走出來,否則將同世界上十幾億人口結成疙瘩。中美關係前一段吵了一架,近來是好的。但說中美關係已進入了‘成熟階段''，這種判斷不準確。中美關係的主要障礙還是台灣問題。希望裏根總統和美國政府認真考慮中國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蔣經國翹尾巴的事情。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準備在不放棄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一個國家有兩種製度。海峽兩岸可以從逐步增加接觸到談判和平統一。如果美國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對待台灣,不知哪一天,台灣又成為爆炸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