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日理萬機的繁忙工作中,還不辭辛勞地親自接見台灣同胞,闡釋“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1989年他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以後,仍然以高度的曆史責任感聽取對台工作彙報,會見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繼續關注著祖國的統一大業。鄧小平情真意切地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祖國要統一,不統一就沒有出路。不少島內外人士原來心存疑慮,而受到鄧小平一次乃至多次接見後,對祖國統一方針和政策豁然開朗,從此成為“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衷心擁護者。
楊斯德回憶：我記得台灣的美籍華人熊介教授得了中風，他知道後，馬上指示我們告訴衛生部想辦法研究治他這個病。我們和衛生部研究，指定中醫專家研究配藥，然後將配好的藥一箱一箱地往美國紐約送。熊介教授吃了一段時間以後，完全好了。所以，他對小平同誌非常感激，特地來北京感謝小平同誌。他認為小平同誌不僅關心上層人士，而且對一般的教授，一般的群眾也關心。但是，小平同誌最大的關心是要使台灣同胞懂得台灣同胞的利益與大陸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不矛盾的。小平還說，這個誤解是暫時的。
有一對台胞夫婦,因先生在台灣被診為不治之症,慕名來大陸求醫,並與台辦接觸。台胞表示願為兩岸溝通做些有益的事情,並提出可否見鄧小平。台辦的報告交上去不久,鄧小平就批複同意,並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熱情會見並款待了他們。鄧小平和藹可親,與他們一見如故。他向台胞介紹“一國兩製”的方針政策,並詳細認真地詢問台灣的有關情況。他還建議汪鋒陪他們去大西北轉轉。對於台胞的病情,鄧小平更是非常關切,還指示有關單位不但要請到客人點名的專家,沒點名的好醫生也給他們推薦幾位。台辦的工作人員認真完成了這項工作。從此,這對台胞夫婦視鄧小平為再造其生命的恩人,並不遺餘力地為祖國和平統一而奔走。
鑒於兩岸進行直接談判的條件尚不成熟,鄧小平積極促進兩岸“三通”和各項交流,為和平統一創造條件。他指出：“三通”,就是說先來往,彼此增加了解,增進人民之間的了解,這是促進談判的一種方式。通航、通郵、通商,可以先溝通兩岸人民之間的感情、來往,然後順理成章地達到統一。可見,“三通”是和平統一的先行步驟,可以為雙方進一步商談統一問題創造條件。鄧小平還強調:如果“三通”搞好了,雙方聯係緊密起來了,誰也離不開誰,就使台灣的地位穩定了。從1979年初起,中央政府及民航、郵電、經貿、文化、體育、青聯、婦聯等部門采取了一係列具體步驟措施,盡最大可能早日消除兩岸長期隔絕狀況,促使海峽兩岸關係由對抗走向交往,為和平統一創造了良好條件和氛圍。
有了以“一國兩製”這一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範例之後,是不是就意味著可以放棄武力統一祖國的方式呢?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政府和領導人絕不能作此承諾!他的這一考慮,主要是衝著“台獨”和外國幹涉去的。
1985年9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明確地闡述了中國中央政府的一貫態度:“不管怎樣,現在台灣和我們還有共同點,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但如果蔣經國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現兩個中國。美國、日本都有一股勢力支持台灣獨立。我與裏根、舒爾茨、溫伯格都說過,中美關係的焦點是台灣問題。”
“應該好好解決台灣問題。如果像美國國會那樣幹涉中國內政,將會在中美關係中引起衝突。蔣經國不在了,台灣出現獨立怎麼辦?我們怎麼能承諾不使用武力?我同他們談得很坦率,確實存在台灣獨立的可能性。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但先把話講明白好。”
1987年春天,按照“一國兩製”的構想,中國與葡萄牙就澳門的回歸問題也達成一致。4月13日,鄧小平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會見葡萄牙總理席爾瓦時,他說:“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內解決了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為處理國際上有爭議的問題樹立了一個範例。我們考慮用何種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的立足點是:解決香港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英國和香港的利益；解決澳門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門的利益；而解決台灣問題,則既要符合大陸的利益,也要符合台灣的利益。我們經過較長時間的考慮,從解決台灣問題著手,提出了‘一國兩製''的構想。受台灣問題的啟發,我們考慮用同樣的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看來,用‘一國兩製''方式解決這類問題是成功的,為解決國際爭端、消除熱點問題提供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