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雨欲來風滿樓
蔣介石父子退台之初，整個台島人心惶惶，到處充滿了失敗主義氣氛。身為黨政要員的張道藩描述從穗來台後的心情時說：“我現在覺得一切事情都沒有希望，既不能為黨國力挽狂瀾，也隻有暫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兩個月的安定靜養，使精神身體稍為恢複，或還能再鼓起勇氣，為黨國作最後的奮鬥。如果老是這麼拖下去，我真有自殺的可能。”
不僅張道藩如此，就連國民黨當局的最高領袖蔣介石，頹喪之情躍然紙上。他在聖誕節的日記中寫道：“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
許多追隨蔣介石多年的黨國要員競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如蔣介石的大舅子、中國富豪宋子文於1949年1月24日辭去廣東省政府主席職務，偕夫人張樂怡轉道香港去巴黎“治病”。同年6月10日，宋子文為“家庭事務”抵達美國，從此在美定居。蔣介石的連襟、中國頭號斂財專家孔祥熙也於1948年與蔣不告而別，同夫人宋藹齡在紐約裏弗代爾的鄉間自家別墅中過起了流亡生活。孫中山長子、前行政院長孫科辭去所任職務後，舉家逃往香港，後來又曾到法國寄居，最後才定居於美國西海岸的一個小鎮。做過東北方麵大員的熊式輝和後任台灣當局駐美“大使”沈劍虹滯留香港。原台灣省主席魏道明被陳誠頂替後，舉家寄居巴西。非嫡係的國民黨要人張發奎、龍雲滯留香港。更有許多要員逃得不知去向。
50年代初，蔣介石在寒風中校閱部隊。
軍事上，陸續敗退到台灣、海南、金門、大陳、舟山諸海島的國民黨軍隊約60餘萬之眾。對於這些虛張聲勢有餘、戰鬥力不足的烏合之眾，《陳誠傳》的作者認為：“由大陸撤來的部隊，不但不能增加防禦力量，甚至還有內部的危機。”
的確，這些未經整訓、已成驚弓之鳥的烏合之眾，根本無法抵抗人民解放軍對台島的攻勢。加之許多軍事機構，官多於兵，或有官無兵已成為普遍現象。更有甚者，官兵成分複雜，職業軍人中，混雜著從大陸裹脅來的農民、漁民及流亡學生，在正規野戰部隊中，也有保安團等地力武裝拚湊。
與陸軍相比，台灣的海空軍還比較有實力。蔣介石嫡係幹將、黃埔一期生桂永清控製下的海軍約有3.5萬人，戰艦50艘（實際能發揮攻擊能力的僅不過半數而已)。空軍為蔣介石的同鄉、黃埔出身的周至柔所掌握，約有官兵8.5萬人，各型飛機400架（真正能作戰的也僅有半數），且汽油儲量隻有兩月，還缺乏維修零件。
上述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島，北至舟山群島的萬裏海疆之上。戰線太長，兵力分散，供給困難，部隊鬆弛是台灣軍事上的致命弱點。然而，蔣介石卻硬是大肆宣傳建起“海上長城”。其實，眾人心裏都明白，這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言。
經濟上更令蔣介石憂慮。前麵說過，台灣是一個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如果將台灣自然資源與本身經濟發展需要、人口狀況相比，台灣本島的自然資源又是有限的。戰後台灣人口的迅速增加已使台灣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據統計：台灣是我國人口密度較大的省份之一。1947年台灣省總人口為624萬多人。到1950年增加到790萬人。1952年又增加到846萬人。台灣人口在1949年後急劇增加，主要是隨蔣介石撤退來台的近200萬軍政人員及家屬。這些人的到來，對於遭到生產破壞、物資奇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台灣經濟來說，無疑使人口包袱更加沉重。
大凡戰亂時期遠走他鄉的人，都將金銀細軟帶在身邊。因此，台灣人口的驟增，又導致了遊資充斥，遊資充斥又使地下錢莊應運而生，僅台北一地，就有幾百家地下錢莊。當時台灣用的是舊台幣，但不可避免與金圓券有往來彙兌的情形，大陸金圓券發生動搖，台灣的金融物價也受到嚴重影響。加之台灣軍隊驟增，軍費隻能靠超量印發鈔票來應付，故此台灣又重蹈大陸通貨膨脹的覆轍，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外交”方麵，台灣已是四麵楚歌，孤立無援。世界一般輿論都認為台灣當局在台苟延殘喘的時日，已屈指可數。“撤退來台的外國使節，寥若晨星。舉世沒有一個同情台灣的人。”（李元平：《平凡平淡平實的蔣經國先生》，第14頁，台灣中國出版公司1978年5月版）在美國拋出“棄蔣”政策後，“自由世界”的核心國之一——英國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後瑞典、丹麥、瑞士、芬蘭、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等國跟進，相繼同新中國建交。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東德、阿爾巴尼亞，以及蒙古、越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也於1949年10月3日起，相繼同新中國建交。《蔣總統的一生》的作者吳一舟哀歎道：“所有外國使館人員及僑民均已離開台灣，認為台灣淪陷的命運，已無可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