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18日，還未正式成立的助選團公布了黨外的《12項共同政見》，主要內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麵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思想學術超然化、禁止黨派黨工控製學校、言論出版自由化、參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嚴令”；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歧視等，可以說是集曆年來黨外勢力提出的政治主張之大成。
11月24日，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正式成立。康寧祥出任主席，黃信介、餘登發為總聯絡人，由施明德任執行秘書兼發言人。在“助選團”的總策劃下，黨外候選人發動了淩厲的文宣攻勢。
正當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鬧得熱火朝天、誌在必得之際，接連出現幾件與“助選團”有關的大事，給“助選團”的活動壓來片片烏雲。
“中山堂事件”：1978年12月5日，黨外勢力的各派代表人物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有500人參加的集會，決定加強配合，協調行動，組織統一的“黨外人士助選團”，統一競選政見和標語口號，力爭奪取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勝利。這是台灣黨外勢力近30年來的首次大團圓式聚會，也是台灣黨外運動第一次統一協調各自的行動，標誌著台灣黨外運動逐漸由分散走向集中。
但當會中唱“國歌”時，司儀別有用心地提議，將歌詞中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改為“三民主義，吾民所宗”，引起前來觀陣的國民黨人士勞政武帶頭起來抗議，爭吵後雙方大打出手，此事即為“中山堂事件”。自此以後，台灣黨外集會，便不再有唱“國歌”的儀式。這種明顯地把政見之爭賦予“台獨”色彩的舉動，既是有違台灣民意，也是作為政治人物所應忌諱的。
“停止選舉事件”：12月16日，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赴美訪問敲定中國和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一事，並且中美兩國同時向全世界宣布了這一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時。剛任“總統”半年的蔣經國根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簽發“三項緊急處分事項”：全麵加強軍事戒備；維持經濟穩定；延期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22日，“警備總司令”汪敬熙宣布，中美建交已使台灣進入非正常時期，一切群眾性遊行、集會一律禁止。停止選舉，除上述原因外，還有就是如果此次選舉如期進行，國民黨的失敗將超過曆屆選舉，趁機先停止選舉再說。
“國是聲明事件”：對於停止“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一事，黨外表示強烈抗議。在蔣經國三項緊急處分令發布的當天，各黨外重要人士在“助選團”總部經過緊急磋商，聯名簽署《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聲明》。聲明指出中美關係解凍和恢複已有６年餘，現今卡特總統關於中美建交的聲明對台灣的生存並無立即而直接的影響，要求從速恢複本年度應該進行的選舉。12月25日，黨外勢力原定在國賓飯店舉行的“國是座談會”在遭到國民黨的阻撓後，又在“助選團”總部集會，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陳菊、林義雄等50餘人，共同簽署“國是聲明”，再次重複了12項共同政見。由上可見，“助選團”與政黨隻是名稱上和形式上的差異，當然前者是合法的，後者卻是為“戒嚴令”所不允許的。所以說“助選團”的出現，證明黨外勢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經顯得成熟起來。
“餘登發被捕事件”：1978年底，台灣“立委”選舉因“中美建交”而中斷。由於選舉的停止，使黨外勢力參與政治的渠道突然受阻，於是這股強勢的力量在餘登發的帶領下，走上了街頭抗爭的發展之路。1979年，台灣的黨外運動基本上是以室外集會、街頭的群眾運動為主要運動方式，這在國民黨敗退台灣30年的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由於在是否中斷選舉問題上，黨外運動最初的倡導者黃信介與康寧祥有分歧，並涉及到以往的一些矛盾，黃、康二人難以再共同出麵統合黨外勢力。於是，黨外部分核心人物便找到高雄地方派係的龍頭老大，曾單槍匹馬競選高雄縣縣長的黨外大佬餘登發。餘登發欣然允諾，願意出麵整合黨外勢力，重振旗鼓，再行創業之路。
餘登發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一位奇人。他專門喜歡與國民黨當局作對，他不貪財，為人正直，為官清廉，頗受當地民眾的尊重。1951年，台灣實施地方縣市長選舉，餘登發連選幾屆，都沒有辦法與國民黨的提名人抗爭。但餘登發並不氣餒，他在揭發、批判國民黨在選舉和執政中弊端的同時，再次披掛上陣，參加第四屆高雄縣長選舉，一舉擊敗國民黨的提名人，成為台灣曆史上第一位黨外民選縣長。
餘登發剛直不阿、不畏強權的草莽性格，得罪了國民黨當局。餘登發曾多次因“攻訐政府”、“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等項罪名，被國民黨當局判刑入獄。但這位老先生依然不改初衷，最令人感慨的還是他始終堅持的“中國一定會統一”的觀點。他說：“我認為，台灣獨立，不論新式的還是舊式的，都是不可能的。”“這是很明白的事，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應該統一才對。如果有人主張台灣獨立，我認為是得不到國際承認的，同時又要在曆史上留下背祖的臭名，這有什麼好處呢。”“我相信，台灣將來一定會好起來，一定會和大陸統一起來，我們不能背祖，我們都是從大陸來的。我相信這一點。”
可惜的是，餘登發的國家統一觀並未被後來的黨外人士所繼承。
重新集合在餘登發周邊的黨外人士，想借為餘登發慶祝75歲生日時，再行聚會，決定在1979年1月29日，從台北出發作環島性的“拜年活動”，沿途散發“國是聲明”。2月1日，再到高雄餘家舉行“黨外大會餐”，預計到時有近千名黨外人士參加。豈料在1月21日，餘登發、餘瑞言父子卻被台灣當局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之名，抓進了警備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