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登發被捕的第二天下午，許信良、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黃順興、王拓、陳鼓應、張春男、施明德、楊青矗、姚嘉文、周平德、邱茂男、何春木、陳婉真、陳菊、曾心儀、艾琳達、林景元、郭一成等黨外人士，齊集餘登發的家鄉——高雄橋頭鄉，以步行抗議國民黨當局逮捕餘氏父子。他們沿街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這是國民黨統治台灣後，第一次出現政治性的示威遊行。遊行結束後，黨外人士又推舉黃順興、康寧祥、許信良、張俊宏為代表，與國民黨當局交涉，試圖營救餘氏父子。
1月30日，黃信介宣布：“關心餘登發父子被捕委員會”已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黃信介自己為主任委員，施明德為總幹事。
由於許信良參與了一連串的抗議、示威等活動，台灣省政府奉命宣布：“桃園縣長許信良，於本月23日擅自前往台南及高雄地區，為餘登發被捕事件遊行，廢弛縣長職務。”4月20日，台灣監察院通過許信良彈劾案。許信良最終被處以停職處分。
許信良被停職後，5月26日黨外人士舉行“許信良生日晚會”，聲援許信良，晚會吸引了2萬多群眾參與。
6月2日，“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成立。聯誼會成立後，舉辦了多次演講活動，使黨外勢力的聲音在台灣政治生活中始終沒有消失。
“黨外刊物查禁事件”：黨外勢力在準備原定的3項選舉中，除成立“助選團”這一鬆散政團以外，在宣傳上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他們利用《夏潮》、《這一代》等刊物，利用競選傳單和大字報、小冊子，大搞文宣攻勢。陳鼓應還在台灣大學門前的競選總部旁豎起一道“民主牆”，專貼黨外人士所寫的宣傳政治主張的大字報。另一位國民黨籍人士則在民主牆旁邊豎起一道“愛國牆”，進行大字報論戰。所以1978年的選舉期，被稱之為“台北之春”。選舉停止後，黨外人士又開始投入創辦、宣傳政治改革與言論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麗島》、《鼓聲》、《春風》等黨外著名雜誌先後創刊。蔣經國和國民黨統治集團裏的許多人都已看到了雜誌在黨外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為此，1979年1月27日，《夏潮》雜誌被勒令停刊。1979年3月1日，台灣當局宣布恢複已停止一年的雜誌登記。14日又核定“出版法施行細則修正案”，規定凡出版品記載違反基本“國策”、破壞團結、動搖人心或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處理外，還要送有關機關追究法律責任。並且對《潮流》、《富堡之聲》采取行動，予以查封。後者的社長洪誌良，則以“涉嫌潛赴大陸會晤共幹”罪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並被判刑５年。此時，風聲越來越緊，台灣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感覺到，隨著餘登發的被捕和雜誌被查禁事件的不斷發生，國民黨的政治大整肅即將開始。這就是台灣曆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美麗島》雜誌創辦於1979年8月16日，發行人是黃信介，社長是許信良，副社長是黃天福、呂秀蓮，總編輯是張俊宏，總經理是施明德，由姚嘉文、林義雄、黃天福、呂秀蓮、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寧祥、黃信介、許信良、張俊宏等61人為社務委員。主要編撰人員有張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許信良等70多人。《美麗島》以社委的形式組成，網羅了全台灣的黨外人物，台灣知名的黨外人士幾乎均名列其中，其實質已初步形成了政黨的雛型。當時，《美麗島》被視為黨外運動的機關刊物。
《美麗島》全盛時期每期發行達8萬多份，並在全省建立了11個辦事處。這時黨外勢力的領導人已從早期的台籍人士過渡到後來成為民進黨領導人的“美麗島時代”，為後來民進黨的成立奠定了人才基礎。除了黃信介、許信良、施明德、姚嘉文、林義雄、張俊宏、呂秀蓮等當事領導人，還湧現出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尤清等年輕辯護律師，為黨外補充了新鮮血液。掀起了台灣黨外運動的第二次高潮。
《美麗島》一成立，黨外人士馬上利用這一塊陣地，進行了三大活動。
一是與國民黨內的開明派發展關係。是年9月3日，康寧祥、許信良、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等黨外重要人物，通過台灣地方勢力的元老吳三連，出麵邀請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新生代的代表人物關中和“立法委員”梁肅戎“餐敘”，作陪的還有費希平、沈君山、楊國樞、胡佛等人。雙方探討新形勢下的民主問題。關中在另一場合還說，國民黨“除了共產黨，沒有其他敵人，對於島內的非國民黨人士，政府願意加強聯係，對於少數偏激不滿的人，政府也將以適當的方法加以化解。”在此前後，黨外人士還兩次與國民黨中央組工會副主任朱堅章舉辦政治座談會。
二是聚集黨外活躍分子。《美麗島》的創辦，把黨外勢力相互之間的聯係和協調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大批黨外人士成為刊物的編輯和管理人員，可以說當時在台灣政壇和政論界稍有名氣的黨外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內，這在黨外辦刊史上是第一次。雜誌社還通過設在台灣各地的20多個辦事處，及時互通信息，統一安排黨外活動，處理黨外日常事務，這在黨外曆史上也是第一次。難怪當時人們已稱其為“沒有黨名的黨”。
三是批判國民黨政權的專製行為。再看雜誌的內容，觀點鮮明，立場堅定，集黨外多年來所有政治觀點和主張之大成，矛頭直指國民黨統治。如9月8日出版的第一期上的《發刊詞》稱：“國民黨政府應以最大的誠意與罪己悔過的心情，與1800萬同胞共同擔當起適應變局的責任，以挽救人民對其道德懷疑的信任危機，……可是，國民黨政府卻更加倚賴特務為統治工具。”當然，《美麗島》最後釀成重大政治事件，並非是因為該刊對當局的批評，而是其在行動上與當局的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