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問題是，小說家如此偏愛虛構人物身上的毛病，是不是小說家陰暗、變態？不是。相反，是小說家熱愛生活、渴望光明。在我看來，這裏頭牽扯到一個比文學還要重要的大問題：——人究竟是什麼？——什麼是人的本來麵目。在這個巨大的命題麵前，文學顯示了它的大自由和大寬容，它“包容”了“我們的原罪”，而不是強迫我們“清洗”“我們的原罪”。是的，文學更“懂”人，更“憐惜”人，文學還知道“尊重”人。文學有它的信條，不完美的人才更加美好。說到底，宗教隻是一把斧頭，它所做的事情格外地簡單，把生命之樹上的枝枝葉葉都砍了，隻留下一根通天的、筆直的、光禿禿的樹幹。如斯，宗教的要義其實可以歸納為一個字：“戒。”三戒、五戒，七戒，十戒。中世紀沒有文學，嚴格地說，中世紀的文學之樹不再搖曳、不再蕩漾、不再呼風喚雨、不再濤聲依舊、不再啾啾鳴唱，原因就在這裏。宗教是虛擬，文學也是虛擬，但人類在文學的麵前要比在宗教的麵前寬鬆得多、自在得多、放肆得多、幸福得多。這就是為什麼早在上帝誕生之前文學就誕生了，而上帝死了，文學依然活著。這是一個足以感動中國、感動世界、感動人類、感動曆史並感動未來的基本事實。
當今的中國有一個流行的說法，中國文學之所以不如人意，中國的社會現狀之所以不如人意，是因為中國缺少宗教。這個說法由來已久了，近幾年更是得到了廣泛的點讚。這個說法愚昧至極。它有害。有“毛病”的人如何才能規避邪惡？靠宗教、靠“疑似宗教”所帶來的“理性崇拜”是極其危險的。常識是，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宗教精神，是法的精神。我們所需要的是“對法的尊重與敬畏”，而不是“對神的盲信與恐懼”。是宗教就必然伴隨盲信，是盲信就必然帶來崇拜，是崇拜就必然帶來恐懼。但我們永遠也不該忘記，我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對法的尊重與敬畏”可以強化我們的人性，“對神的盲目與恐懼”隻能為我們提供無法無天和深不可測的奴性，最終，我們失去的必將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想說，在我並不開闊的人生裏，如何與我的小說人物相處，耗費了我太多的心思。有些人我很愛，有些人我不那麼愛。我不止一次在公開的場合承認，在我所有的小說人物當中，最愛的那個人是玉秀。玉秀當然是不完美的，她的身上有致命的缺陷，輕浮，虛榮。但是，請允許我為她辯護，她是無害的。她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她隻是不想讓別人去傷害她。我更想說，一個人僅僅因為她輕浮、虛榮她就鐵定了不能幸福，那麼，當事人是無罪的，有罪的一定是生活。是明媚的陽光造就了我們地上的陰影，而不是月黑風高與大雪連天。
在我的小說裏，死亡還少嗎？死去的人還少嗎？可是，玉秀死了，我怎麼就那麼不能釋懷的呢？我把《玉秀》的初稿看了又看，從小說內部的邏輯上說，我敢說，沒有問題，至少沒有大問題，也就是沒有所謂的“硬傷”。可是，我為什麼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麼力量讓我寢食難安的呢？
魯迅先生說過一句話，所謂的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這句話很著名，很鐵血。我沒有魯迅先生那樣的思想高度，可我也不會輕易反對魯迅先生說過的話。然而，從具體的寫作感受上說，我和魯迅的看法又稍有偏差。在我的悲劇書寫裏，最讓我感到痛心的並不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而是“把我所愛東西撕碎給人看。”“有價值”和“所愛”，它們是等值的麼？不能這麼說。“有價值”很可能是你的“所愛”；但“有價值”未必就一定是你的“所愛”。我不想就“有價值”和“所愛”發表什麼長篇大論，作為作者，我隻想排列一個次序，——小說家首先麵對的其實是他的“所愛”，然後才是“價值”。說到底，小說家不是機器，不是人工智能，他無法規避他的情感。
問題是，小說家的情感本身是“有價值”的還是沒“有價值”的呢？老實說，我不知道。這句話還可以再追問一下，——當一個小說家的基本情感和那個“價值”不能吻合的時候，小說家該怎麼辦？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夠知道的隻有一點，2001年，玉秀死了。在死亡麵前，我覺得我這個作家出了問題，我對我的職業產生了恐懼性的懷疑：寫小說是不是太髒了？
賈夢瑋不知道我的心境。就在那一天，快下班了，他晃晃悠悠的，來到《雨花》編輯部了，說“搞點酒啊？”我於是去他在《鍾山》的辦公室，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說“《玉秀》看完了”。他看完了，那就“搞點酒”吧。對了，有一點需要說明一下，那時候他的單身宿舍就安置在編輯部的一間小廂房裏，他的宿舍裏頭有酒。
我和賈夢瑋的關係是有點特殊的，我們經常聊聊小說。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好，喜歡聊小說，一旦聊起小說來，我就是一話癆。一旦有人願意，我就盯著誰。我特別喜歡和李敬澤聊，這個許多人都知道，一位批評家告訴我，你和李老師的聊天都成為“美談”了，是“文壇佳話”呢。可是，有點遺憾，我和夢瑋老弟的聊天很不“佳話”。多年之後，我聽到了這樣一個可歌可泣並洞若觀火的說法，說，“兩個人經常關在辦公室裏，一聊就是一個下午”。好吧。這句話很好。從語言修辭學的分類上來說，這個例句類屬於“單位”修辭。“單位”修辭有一個基本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證語言的嚴密性和客觀性。那句話是客觀的，很正確。
就著威士忌，我們的話題扯到《玉秀》上來了。附帶著我要說一句，我在《鍾山》上刊發過很多作品，多到可以出一本很像樣的小說集了。1998年之後，我所有作品的責任編輯都是賈夢瑋。在我的記憶裏，每一次我把小說稿交到賈責編的手上，賈責編都會呈現出他雄偉的責任心，他一定會給我召開一個作品研討會。沒有一次例外。——主辦方當然是《鍾山》編輯部，出席會議的代表是兩個人：責編賈夢瑋，作者畢飛宇。會議是奢侈的，有威士忌。我要說，賈責編天生就該是一個文學編輯，他對自己的刊物有榮譽感。重要的是，眼光獨到，毒，總是能夠在你的小說裏頭找到不能滿意的蛛絲馬跡。這樣的特征落實到具體的小說文本上來，那就是苛刻。
我對自己其實已經很苛刻了，但是，賈夢瑋對我更苛刻。在這一點上賈夢瑋和業已離開《鍾山》的範小天老哥特別地像。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範小天一直對我說不，我告訴他，“這個作品很好的”，他還是說不。我用了好幾年的時間他才接受了我的作品。我永遠感謝他。範小天離開《鍾山》了，賈夢瑋來了。可我的處境絲毫也沒有得到改善。即使是去年，2014年，我已是一個年過半百、“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了，拙作《虛擬》也是改了又改之後才刊發的。賈責編對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這樣的，“我容易嗎我”。今天，我要把這句話原封不動地送給賈責編：遇上你這樣的責編，我容易嗎我。
我很想在此討論一件事，那就是寫作的自信。在許多人的眼裏，我是一個無比自信、無比自負的家夥。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準確地說，每一次寫作的開始階段，我的確是自信的，那樣的自信甚至能產生美妙的錯覺，覺得自己是愚公，可以移山。但是很不幸，每當小說快要結束的時候——尤其是中篇和長篇——我的自信就會蕩然無存。所謂喪失自信，其實就是喪失判斷。我不自信自然有不自信的理由，——在許多時候，寫作真的會產生柏拉圖所描述的那個“迷狂”，這樣的“迷狂”會帶來生理上的快感，生理上的快感勢必會帶來異乎尋常的自我評判，像酒後。然而，麻煩就在這裏，酒會醒，好狀態卻不容易醒。一個月之後，甚至，一年之後，你好不容易醒來了，你突然發現了，判斷了，你在“迷狂”之中摟住的並不是黃金，是一堆屎。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擁抱一堆屎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你很難微笑著輕吻懷抱裏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