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況下我什麼也不能講；在事由不明的時間裏，我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按照禮節，了解情況之前應先說明事由才是。你們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禮節。”
“不想講於己不利的話。”文學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鸚鵡學舌，“不符合禮節……”
“所以我不是說這才成其為知識人嗎，”漁夫接道，“對事物的看法自成一體，厭惡警察。訂《朝日新聞》，看《世界》雜誌。”
“既沒訂《朝日新聞》，也沒看《世界》。”我說，“總之在講明為什麼領我到這裏來的事由之前，我無可奉告。你們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時間，時間多少都有。”
兩名刑警麵麵相覷。
“講明事由後你就可以回答提問嘍？”漁夫問。
“或許。”我說。
“此人倒有一種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學一邊目視牆壁上端一邊抱臂說道，“好一個或許。”
漁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筆直的橫向疤痕。看樣子原是刀傷，相當之深，周圍肌肉被拽得吃緊。“喂喂，”他說，“我們可是很忙，不是開玩笑，真想快點結束了事。我們也並不喜歡無事生非，要是情況允許，我們也想6點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頓好飯。況且對你也一無仇二無冤，隻要告訴我們昨天夜裏你在哪裏幹了什麼，別無他求。要是沒做虧心事，講出來也不礙事吧？還是說你有什麼虧心事而講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視盯著桌麵上的玻璃煙灰缸。
文學啪地摔了一下手冊，揣進衣袋，有30秒鍾誰也沒有做聲。漁夫又點燃一支“七星”。
“久經沙場。”漁夫道。
“莫非要叫人權維護委員會來？”文學說。
“喂喂，這還談不上什麼人權不人權的。”漁夫道，“這是市民的義務。市民須盡可能對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協助，這在法律上寫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歡的法律上可就是這樣寫的。你為什麼對警察那般深惡痛絕呢？向警察問路什麼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進來你也要給警察掛電話吧？彼此彼此嘛！可為什麼連這麼一點小事你都橫豎不肯協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簡單問題嗎？昨天夜晚你在哪裏幹了什麼？根本用不著費事，快點答完算了！我們也好往下進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歡喜。你不這樣認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複道。
文學從口袋裏掏出紙巾，肆無忌憚地擤了一通鼻涕。漁夫從桌子抽屜裏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說，你還不明白？”文學將紙巾扔進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處境變得越來越糟。”
“知道嗎，現在不是1970年，沒有閑工夫和你在這裏玩什麼反權力遊戲。”漁夫忍無可忍似的說，“那樣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我也罷你也罷任何人也罷，都已被一個蘿卜一個坑地安在社會裏，由不得你講什麼權力或反權力，誰也不再那樣去想。社會大得很，挑起一點風波也撈不到什麼油水。整個體係都已形成，無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這個社會，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個洞等著！眼下在這裏怎麼扯皮都沒便宜可占，你也好我們也好，純屬消耗。知識人該懂得這個道理吧？”
“說起來，我們是有點累了，話也可能說得不大入耳。這是我們不對，特此道歉。”文學一邊嘛裏啪啦翻著手冊一邊說，“不過，我們的確累了。馬不停蹄地幹，昨晚到現在幾乎沒睡上覺，5天沒見到孩子了，飯也隨便亂湊合。也許你看不順眼，可我們也在為社會盡我們的力。而你到這裏來，硬是別著勁兒一言不發，我們自然要不耐煩。明白嗎？說你使自己的處境越來越糟，指的就是我們一累心裏就煩得不行，以致本來可以簡單完結的事卻完結不了，容易節外生枝。當然嘍，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國民的權力，但那東西運用起來需要時間，而在那時間裏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這玩藝兒囉嗦得很，費事得很，而且總有個酌情運用的問題。這些你能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