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傳世本今天還可見到的數以百計，總體上是大同小異，而以傳於漢代的河上公本和東晉的王弼本以及唐代的傅奕古本為優；出土本已有多種，與傳世本總體上還是大同小異（當然在文字的內容和形式上還是有較明顯差異的），而以1973年底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以及1993年冬湖北省荊門市郭店1號楚墓出土的三個《老子》文本為代表。據初步研究表明，這些出土本大致流傳於戰國、秦漢時期，郭店楚簡本大約傳於戰國中期偏晚之前，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老子》傳抄本（〔美〕韓祿伯（R.Henricks）著，邢文改編：《簡帛老子研究》，餘瑾譯，學苑出版社，2002年。）；馬王堆《老子》甲、乙本的流傳時間，至遲不會晚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也有理由推測是成於漢代之前（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年，第85頁。）。正是出土本與傳世本的明顯差異，以及傳世本之間的個別差異，為我們設想《老子》文本的大致流傳過程提供了理據，也因此讓我們能更加實事求是地看待《老子》文本的思想內容及其發展演變。伴隨考古學的進程，可能還會有新的出土本可以豐富我們對《老子》的研究，但目前最為緊迫也是最為首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對各種文本的整理和考釋。隻有做好這方麵的工作，才能摸清《老子》文本在不同時期的情況及其影響。
對《老子》文本的研究，目前學界比較重視殘缺的出土簡帛本，而不太重視已有的傳世本。麵對新出土的殘簡，在對簡中文字尚未完全解讀清楚之前，人們又急於比較出土本與傳世本的異同，憑空製造了許多虛假問題，混淆視聽，而到目前為止很多關鍵性的問題都得不到有效的解決。郭店《老子》出土後，一些學者根據墓葬形製和器物特征判斷該墓的下葬年代是在戰國中期偏晚（〔美〕艾蘭（Sarah Allan）、〔英〕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原編，邢文編譯：《郭店〈老子〉——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學苑出版社，2002年。），人們似乎才敢相信《老子》早在戰國中期就已流行於世。話說回來，我們之所以會把各種傳世本和出土本，都看作是《老子》文本，就是因為這些版本的文字內容雖然有差異但大部分還是相同的，否則就是其他的典籍文本了。而對這些大同小異的文本，我們如何來看待和比較它們不同的意義和價值呢？不管如何評價，任何一種得以存世或出土的文本，應該都具有一定的寶貴價值。最關鍵的問題是，傳世本與出土本的價值如何看待？有人認為“簡本優於今本”（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4頁。）、“《老子》帛書具有無可比擬的善本價值”（徐誌鈞校注：《老子帛書校注》，學林出版社，2002年，第5頁。），即出土本的內容更古老，也更真實，因此研究價值比傳世本更大。或許也有人會認為出土本之所以失傳，就是缺乏流傳的生命力，因此證明它本身的價值不如傳世本大。我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失偏頗。客觀地說，傳世本在對曆代社會生活的思想影響方麵具有更大的價值，但因文本的衍變過程難免造成的失誤也產生了負麵的影響。而出土本恰好可以彌補傳世本在文本傳抄中的失誤，盡管被封閉了兩千多年而沒有實際影響，但出土之後仍可對後世的思想進程產生影響，因而也具有相當的價值。當然，從研究的角度看，因為傳世本是完整本，而出土本是殘缺本；傳世本文字清晰可認，出土本文字難以考釋（在目前對一些簡帛用字的考釋仍存在較大的爭論，有不少文字的考釋是參考傳世本而推定的）；出土本經考釋後在不少文句中出現許多罕見的生僻字而與傳世本存在明顯的異文現象（李若暉：《郭店竹書老子論考》，齊魯書社，2004年；聶中慶：《郭店楚簡〈老子〉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所以即使以傳世本與出土本校勘參合，仍然無法考訂出一個最為接近《老子》原貌的文本來，或整理出《老子》文本衍變的不同時期版本。在目前尚無最為可靠的《老子》考訂本麵世之前，對《老子》文本思想內容的研究，我以為還是以傳世本為主要對象，並在研究具體問題時適當參照出土本，以便進行比較和說明。有鑒於此，本書所引用的《老子》文句，仍是傳世本（主要是經過整理校勘的河上公本（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
《老子》的傳世本今天還可見到的數以百計，總體上是大同小異，而以傳於漢代的河上公本和東晉的王弼本以及唐代的傅奕古本為優；出土本已有多種，與傳世本總體上還是大同小異（當然在文字的內容和形式上還是有較明顯差異的），而以1973年底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以及1993年冬湖北省荊門市郭店1號楚墓出土的三個《老子》文本為代表。據初步研究表明，這些出土本大致流傳於戰國、秦漢時期，郭店楚簡本大約傳於戰國中期偏晚之前，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老子》傳抄本（〔美〕韓祿伯（R.Henricks）著，邢文改編：《簡帛老子研究》，餘瑾譯，學苑出版社，2002年。）；馬王堆《老子》甲、乙本的流傳時間，至遲不會晚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也有理由推測是成於漢代之前（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年，第85頁。）。正是出土本與傳世本的明顯差異，以及傳世本之間的個別差異，為我們設想《老子》文本的大致流傳過程提供了理據，也因此讓我們能更加實事求是地看待《老子》文本的思想內容及其發展演變。伴隨考古學的進程，可能還會有新的出土本可以豐富我們對《老子》的研究，但目前最為緊迫也是最為首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對各種文本的整理和考釋。隻有做好這方麵的工作，才能摸清《老子》文本在不同時期的情況及其影響。
對《老子》文本的研究，目前學界比較重視殘缺的出土簡帛本，而不太重視已有的傳世本。麵對新出土的殘簡，在對簡中文字尚未完全解讀清楚之前，人們又急於比較出土本與傳世本的異同，憑空製造了許多虛假問題，混淆視聽，而到目前為止很多關鍵性的問題都得不到有效的解決。郭店《老子》出土後，一些學者根據墓葬形製和器物特征判斷該墓的下葬年代是在戰國中期偏晚（〔美〕艾蘭（Sarah Allan）、〔英〕魏克彬（Crispin Williams）原編，邢文編譯：《郭店〈老子〉——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學苑出版社，2002年。），人們似乎才敢相信《老子》早在戰國中期就已流行於世。話說回來，我們之所以會把各種傳世本和出土本，都看作是《老子》文本，就是因為這些版本的文字內容雖然有差異但大部分還是相同的，否則就是其他的典籍文本了。而對這些大同小異的文本，我們如何來看待和比較它們不同的意義和價值呢？不管如何評價，任何一種得以存世或出土的文本，應該都具有一定的寶貴價值。最關鍵的問題是，傳世本與出土本的價值如何看待？有人認為“簡本優於今本”（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4頁。）、“《老子》帛書具有無可比擬的善本價值”（徐誌鈞校注：《老子帛書校注》，學林出版社，2002年，第5頁。），即出土本的內容更古老，也更真實，因此研究價值比傳世本更大。或許也有人會認為出土本之所以失傳，就是缺乏流傳的生命力，因此證明它本身的價值不如傳世本大。我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失偏頗。客觀地說，傳世本在對曆代社會生活的思想影響方麵具有更大的價值，但因文本的衍變過程難免造成的失誤也產生了負麵的影響。而出土本恰好可以彌補傳世本在文本傳抄中的失誤，盡管被封閉了兩千多年而沒有實際影響，但出土之後仍可對後世的思想進程產生影響，因而也具有相當的價值。當然，從研究的角度看，因為傳世本是完整本，而出土本是殘缺本；傳世本文字清晰可認，出土本文字難以考釋（在目前對一些簡帛用字的考釋仍存在較大的爭論，有不少文字的考釋是參考傳世本而推定的）；出土本經考釋後在不少文句中出現許多罕見的生僻字而與傳世本存在明顯的異文現象（李若暉：《郭店竹書老子論考》，齊魯書社，2004年；聶中慶：《郭店楚簡〈老子〉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所以即使以傳世本與出土本校勘參合，仍然無法考訂出一個最為接近《老子》原貌的文本來，或整理出《老子》文本衍變的不同時期版本。在目前尚無最為可靠的《老子》考訂本麵世之前，對《老子》文本思想內容的研究，我以為還是以傳世本為主要對象，並在研究具體問題時適當參照出土本，以便進行比較和說明。有鑒於此，本書所引用的《老子》文句，仍是傳世本（主要是經過整理校勘的河上公本（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