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向上任後，以皇帝撥給發運司的500萬貫內藏錢、300萬石上供米為起動資金，把這國有買辦公司辦得風生水起。同時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們罵得體無完膚。
第一輪攻擊波在8月，就由劉琦、錢顗等禦史發起。結果一個被貶監處州鹽酒務、一個被貶監衢州鹽稅。
之後出場的是蘇軾、蘇轍兄弟。蘇軾的話真正說到了點子上，要明白其中奧妙，得先思考另一個問題：均輸法出台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脫節，可為什麼開封城還能保持住封建社會有史以來最巔峰的繁華呢？為什麼？
那就是大宋朝最為後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整個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東西——商業。它在漢人所創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圖最小的地域裏，達到了讓人無法想像的高度！像夢一樣美麗繁華的汴梁城就是證據！
但它同時也是把雙刃劍，一方麵保持了首都的繁榮、周邊的流通。可另一方麵也讓金山銀河從大宋國庫旁邊流走，跟國家不發生關係。
聯係到蘇軾的話，就是“自均輸法實行，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均輸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們爭利潤，把商人們的利潤收歸國有。而商人們不敢動，就是均輸法的成功。
有人要說：這不是壟斷嗎？打擊自由競爭？這是在走曆史的回頭路，把本己興旺發達的宋代商業硬生生地扼殺！也對也不對。因自由競爭、壟斷這樣的名詞是發生在現代社會裏的，與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業稅。在宋朝，不管商業怎樣發達，隻是相對於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體上它仍是個農業社會。以農業稅為準收繳的商業稅，能和那些大商人賺取的利潤相匹配嗎？
兩蘇之後，範仲淹次子範純仁發起了新一輪攻擊波。範純仁是個讓人摸不透的人，一生總在變法、不變法之間飄來蕩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這時他第一個跳出痛罵新法，而10多年後，他的表現恰好相反…
這時他職務和他父親當年一樣，是知諫院。他的奏章再次重複君子小人論。在他看來，新黨無事生非。所謂的富國之法，不外乎是向漢朝的小人桑弘羊學習，每天裏像商鞅那樣想著怎樣賺錢，完全違背了孔孟等聖人教誨…
12日。範純仁被罷知諫院，貶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蘇轍被罷製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還有馮京、謝景溫、李常等人不斷攻擊均輸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擾亂秩序。法術不正。不知所謂“秩序”是哪一條大宋律例所規定的？也不知正確法術是什麼？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黨們就是不正！
對此神宗皇帝沒什麼好臉色，當著國家公務員，拿著趙家發的工資，卻站在大商人那邊說話，這世上還有天理嗎？沒別的，一個一個的駁斥、趕走，都一邊涼快反省去！
截止到這，還隻是些小打小鬧，均輸法實行後，富弼、司馬光、韓琦、文彥博等等久負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們都還沒登場。也許他們還在觀望、在思考…
另一邊，宋神宗、王安石他們在做的就是穩住腳步、借著打壓反對派的勢頭，把均輸法推廣全國，讓每一路都做起來！要讓全天下人都看到國庫充足的狀況，最重要的是要給大家一適應期，讓他們僵化平穩了100多年的腦子能漸漸適應改變。
王安石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奏章裏寫過這樣一段話“變法的事，緩變會有利，急做害處多。大家要集思廣議，慢慢來”
新法第二條法令關係重大，因它涉及到了國家之本——農業。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個處理不當，就會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甚至改朝換代！有多少次改朝換代，都是因農業垮了，百姓們吃不上飯才鋌而走險，當了暴民！
這項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書裏大大有名，甚至於成了這場“王安石變法”的代名詞…
說青苗法，必須得跟另一個名詞聯係起來，那就是盛行於唐代的“常平倉法”這法令可說是項百分百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從哪一點上說，都沒半點害處。它是杆國家特設的天平，當豐收時，國家出錢穩定市價收購、防止穀賤傷農。當災年出現時，國家以低廉價格賣出，讓人民能吃上飯。
注意它的性質：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種國辦的公益事業。那麼問題出現：既這樣好，為什麼王安石還要改變它，去實行青苗法呢？
這再次驗證了條真理——世上沒壞事、隻有壞人。無論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誰去實施。曆朝曆代，國家都由儒家學說統治，雖有些獎懲條例，可遠遠達不到監督力度。常平倉法再好，也被底下官員們給敗壞了：這幫人裏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倉裏糧，較有經濟頭腦的是把倉裏的糧拿出來，和奸商們勾結，在災年時以屯積、提價等手段賣出，發的不是國難財，是人命財。同時作為農民來說，他們的口糧都成了問題，種子糧又怎會剩下？於是開春後隻能去借貸。(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