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笛子，想問她有什麼事。
她說，安靜，向你打聽一下，如果在音樂廳辦一場演出，場租要多少錢？
安靜說，聽他們講，好像是一晚上七八萬。
哦，這麼說也不是太貴。向葵接著問，如果要請樂隊伴奏，得多少錢？
安靜覺得奇怪，她管這些幹嗎？他問，什麼樂隊呀？
就是你們民樂隊呀。
安靜問，是為幾個節目伴奏呢，還是整一場？
她說，一場呢？
一場大概五萬多吧。
還能便宜嗎？
安靜覺得有點搞笑，猜想可能是媽的什麼朋友想辦場演出，托她打聽，而她就想給團裏拉點業務來。
他說，也許行吧。
向葵笑了，說，其實也不算貴啊，一場演下來，場租加伴奏，十萬塊出點頭，我相信場租費還可以打折的。
安靜說，具體的我也不太清楚，媽，是有人想請我們樂隊演出嗎？
向葵了解這個兒子，他最怕煩心，所以先不跟他講自己的構想。她笑著含糊地說，是啊，我先問問。
她把手裏的一瓶酸奶放在他麵前的石欄上，就下樓去了。
向葵下樓，坐在客廳的沙發裏。她還在看那張報紙，想象這個場麵：把音樂廳包下來，請民樂隊伴奏，兒子站在樂隊前，從開場就是獨奏，《水月》《風語》《月跡》《竹風》……一首接一首，全是獨奏。“安靜獨奏音樂會”。而台下，就像自己在教委工作時搞新聞發布活動一樣，邀請各路記者，憑自己以前的那點人脈，這應該沒問題。唉，這以前怎麼沒想到？“安靜獨奏音樂會”。我們自己搭台，自己來，為自己辦一場個人音樂會。
她覺得這可行，並且，花費也就是十幾萬。這點錢，現在不花，什麼時候花呀？安靜這個年紀，需要包裝，別人不給包裝，咱自己上。他鍾海潮不也是包裝嗎？他隻不過是搭搭交響樂隊的順風車，他哪辦過個人音樂會啊。這麼說，咱得快了。
向葵越算越心急。她覺得這麼簡單的事，怎麼別人就沒這麼計算過？花錢為自己搭台，這隻是個起點，在起點階段，哪怕花再多的錢也是值得的，隻要有了這個台麵上的事件，就有了記者們前來采訪、宣傳的點。至於具體宣傳切入點，則多了去了，拍腦袋一想，就可以是“青年演奏家回饋社會”“為民族雅樂尋找青年力量”等，多了去了，而且全部可以圍繞安靜本人做文章。
她想著鍾海潮望塵莫及的樣子，心裏就更急切了一些。她想象著上次去團裏為兒子打抱不平，心裏的屈辱就更強烈了一些。她還想到了上次向許多父輩老戰友相托而團裏依然不給麵子，心裏再次被倔強充溢，她對自己說，兒子，咱們自己爭氣，爭這一口氣。
這麼一想，那十幾萬塊錢，簡直是太便宜了，這麼好算的賬，別人怎麼就沒算？
她突然就覺得請民樂隊伴奏還是太稀鬆平常，不夠氣派時尚，要不幹脆請交響樂隊吧。愛音交響樂隊不正紅著嗎？隻有用最紅的去配安靜，才能讓人注意到他的重要，才能覺出他獨奏的力量。這麼一想，她急得站起來，她想去打聽一下用大型交響樂隊伴奏費用多少。
她上樓，透過三樓的玻璃窗，她看到外麵的天色已經暗了。
兒子吹笛的背影被映在夜色中，那笛音是她熟悉的，從他童年時代起就伴隨在她的耳邊。而更早一些的時候，是他父親的笛聲打動了她，讓她陷入了一段情感糾結和父母親對她的深深埋怨。她的這一生都與笛聲纏繞，這是命中定數，她在心裏對著那個背影喊了一聲“寶貝”。她推開通往露台的門，沒等他吹完就問，安靜，請交響樂隊伴奏，要多少錢？
安靜回頭說，不知道啊。
向葵問，十萬夠不夠？
安靜說，我沒問過，估計夠了。
向葵說，你明天去團裏問一下。
向葵下了樓，來到一樓餐廳，她坐在那張楠木長桌前，這裏昏黃的燈光能讓她安穩一下激動著的情緒，並且讓她文思泉湧。
她拿過紙筆，開始構思起來。她年輕時也是文學青年，即使後來做到省教育廳副廳長任上，也常有散文見諸報端。現在，她用筆勾勒著“安靜獨奏音樂會”的主旨、形式。越勾勒越覺得這事做晚了，其實早兩三年就可以著手了，那時候自己還沒退休，托人更容易一些。
她想象著安靜站在浩大的交響樂隊前麵，不緊不慢地吹出《水月》的一個個音符，隨後樂隊的旋律像水漸漸漫上來，浸潤內心的深處。音樂會的題目就叫“心樂”吧。
她在紙上寫下“心樂”“心·樂”，她想象著樂隊閃爍著光芒的小提琴、大提琴、管樂器、豎琴，它們映襯著兒子手裏的那支笛子。笛子泛著青紫光澤，音色空靈，是當年伊方老師留給他的禮物。她想象著它所發出的音符像領飛的鳥雀，帶著身後起伏的音浪，回旋在音樂廳海星造型的天花板上。
向葵在紙上畫著“安靜獨奏音樂會”的意象。畫著畫著，就感覺這音樂廳的天花板還是太低悶，格局不夠遼遠。向葵發現音樂廳的空間配不上她所需要的氣勢。她想，要不幹脆移師新落成的省立大劇院——“紅色大廳”。上個月柏林愛樂受邀為“紅色大廳”落成首演，那場地氣派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