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丹死後一周，我離開了賭城——當時以為是永遠離開——準備回紐約。
卡裏送我到機場，候機時我們一起喝咖啡。我驚訝地看到卡裏真的因為我的離開而感觸頗深。“你會回來的，”他說，“人人都會回到拉斯維加斯，那時我還會在這兒，我們會好好享受。”
“可憐的喬丹。”我說。
“是啊，”卡裏說，“這一輩子我都不會搞清楚，他為什麼要那麼做？他到底為什麼要那麼做？”
“他瞧上去不像好運的人。”我說。
宣布我的航班即將登機後，我們握了手。“如果你在家裏被抓了，就打電話給我，”卡裏說，“我們是朋友，我會把你搞出來的。”他甚至擁抱了一下我，“你是個有行動力的人，”他說，“你永遠都不知疲倦，所以永遠會惹上麻煩。打電話給我。”
我並不相信他是認真的。四年後，他非常成功，而我陷入了一個大麻煩，麵對著陪審團的指控。當我打電話給卡裏時，他飛來紐約幫助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