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天的談判，諸位可以看出我方的合作誠意，然而貴方開出的單價，實在是太高了。我相信，按我為對方開的價，一定能從台灣或香港買到同樣質量的產品。當然，我並未想去別的地方采購，但最起碼我們從貴方的進貨價不能比別的地方高得太多。”
這番婉轉的以“感情”和“利害關係”為手段的話，很具有說服力，並暗含著若對方再不答應，他便和其他廠商合作的威脅之意，日方不得不慎重考慮。
（3）適當的時候就用“最後通牒”法。
“現在，我方再作一重大讓步，那就是1720日元這個數。在價格上我這方麵已完成了這份合同，以後就看貴公司的態度了。現在我們先回飯店準備回國事宜，請貴方認真考慮，兩小時後我們靜聽貴方的佳音。”
說完，喬費爾和兩位律師站了起來。日方公司的總經理趕忙打圓場，表示何必那麼著急，但卻被喬費爾以微笑而堅決的態度婉言拒絕了。顯然，他下了不惜前功盡棄的賭注。
其實這又是一個基本談判技巧，喬費爾正是以借回國名義發出“最後通牒”，以圖打開僵局。當然，三洋公司是否同意，完全取決於自己，並無什麼真正的威脅。但喬費爾的話表明了他決不讓步的態度，從而給對方造成壓力，若再不答應，談判就可能破裂，從而被迫讓步。
結果，日方果然又中了計，兩小時後，三洋公司的常務董事說：
“先生的價格我方基本接受了，但能不能再增加一點兒？”
喬費爾沉默許久，掏出計算器按了一會兒，終於又拿起合同，將先前的數字改為1740日元，然後微笑地說：
“這20日元算是我個人送給貴公司的優惠吧。”
（4）節外生枝依然大功告成。
在合同簽訂後的三年中，雙方的交易似乎很順利，但突然卻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糾紛，美國的S公司聲稱三洋公司的產品與該公司的產品頗為相似，於是喬費爾迅速派律師做了調查。
原來，三洋公司曾為S公司製作過一批時鍾，喬費爾的產品正是以那批產品為藍本略作修改製造的，自然十分酷似。因此，S公司一方麵要求喬費爾立即停止鍾表銷售，另一方麵又要求得到10萬美元的賠償。
但三洋公司對此事件的態度卻十分消極，一直拖了4個月未作明確答複。於是，喬費爾隻好停止了鍾表銷售，並答複S公司，請他們直接與三洋公司協商處理此事。
這件事的麻煩自然在三洋公司，但由於三洋公司的態度，引發了喬費爾拒付拖欠三洋公司的2億日元的貨款。
於是，三洋公司氣勢洶洶地來找喬費爾，他們認為盜用鍾表款式是一回事，喬費爾的欠款又是另一回事。但喬費爾卻認為，三洋公司的行為使他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名譽上都蒙受了巨大損失，理應由三洋公司賠償。喬費爾的話當然有其合理性，因為三洋公司畢竟是把稍加改動的同一產品賣給了兩家公司，自然算是一種欺騙行為，並嚴重地損害了喬費爾的利益。
雙方又扯皮一段時間，仍無實質性進展，直到某一天，三洋公司給喬費爾打去電話，聲稱他們決定向大阪法院提出訴訟。
喬費爾的律師做了回答：
“是嗎？恐怕不久您就會明白這種訴訟毫無意義。”
“首先，在日本法院向荷蘭公司提起訴訟必須經過繁雜的手續。您得先向日本法院提出起訴狀，由日本法院呈到日本外交部，再由日本外交部轉呈荷蘭外交部，然後再送到荷蘭法院，最後才由荷蘭法院通知喬費爾應訴，光是中間傳遞起訴書就得至少半年時間，等打完了官司大概得好幾年。即使是官司打完了，日本法院的判決在荷蘭也形同廢紙。”
其實，三洋公司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不久帶了一位律師去了喬費爾的日本律師處，揚言要去荷蘭打官司。
喬費爾的律師不慌不忙地說：“合同書上規定了以大阪法院為惟一裁決所，所以即使您到了荷蘭，恐怕荷蘭的法院也不會受理。”
“這豈不太荒唐了嗎？”三洋公司的總經理氣急敗壞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律師。
“這種可能性很大。”那位律師坦白地承認。
時間又過了三個月，法院沒有絲毫動靜，三洋公司的總經理這才明白中了喬費爾的圈套。但他仍不灰心，考慮隻要能夠訴諸法律，一定會對自己有利，因此一直不願意私下和解，雙方你來我往地頻發電傳，卻毫無進展。眼見這種情況，於是喬費爾的律師打出了最後一張王牌。
“總經理，就算我對法律條款的理解有錯誤，假設日本法院的判決在荷蘭同樣有效，貴公司依然無法在喬費爾那裏得到一分錢。也許您也知道，歐洲大部分國家的稅收極重，所以許多人便到稅收較輕的荷蘭辦起了‘皮包公司’。這些公司的一切都裝在老板的皮包裏，沒有任何實際資產。喬費爾的公司也是荷蘭的皮包公司，公司的錢放在哪裏隻有喬費爾知道。或許放在瑞士銀行……”
這下可擊敗了三洋公司的總經理，毫無辦法，隻能聽憑喬費爾的擺布。最後，雙方商定由喬費爾付三洋公司4000萬日元的欠款，其餘1.6億日元的欠款抵作賠償金。無疑喬費爾取得了絕對勝利，三年前的圈套終於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