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六七月間，鬱達夫和王映霞在上海租房安家，過了一段甜蜜的日子。在王映霞的幫助下，鬱達夫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寒灰集》。在序言中，鬱達夫聲稱是王映霞“愛的火焰”，複燃了他這堆“已經行將熄滅的寒灰”。
1927年9月，鬱達夫將他和王映霞的戀愛過程，編成《日記九種》由北新書局出版發行了。讀過這本書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鬱達夫當時的愛狂熱到了何種程度，他真的是不要名譽不要地位，什麼也不要了。1928年2月，才子鬱達夫抱得美人歸，王映霞也終於做了他的“自由女王”，兩人在杭州正式結婚。文豪柳亞子贈詩鬱達夫，稱兩人“富春江上神仙侶”，一時傳為佳話。
鬱達夫和王映霞確實有過一段神仙眷侶般的婚姻生活，日子過得甜蜜豐裕。王映霞在自傳中曾提到：“當時，我們家庭每月的開支為銀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說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於吃。物價便宜，銀洋一元可以買一隻大甲魚，也可以買六十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1929年11月間，王映霞生下了長子鬱飛。一年半後，又生了第二個男孩鬱雲。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多，開支隨之劇增；此時已隱居於富陽的孫荃母子的生活開支，也要靠鬱達夫寄錢去接濟，經濟日漸拮據。
1934年4月，在王映霞的提議下，鬱達夫和她回杭州居住。鬱達夫花1700元買下了玉皇山後30畝山地，開始修建自己的新家。據王映霞回憶，新家在“1935年年底動工，熬過了一個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萬五六千元”。建成後，還“塗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充滿了東方建築的古典神韻，鬱達夫特意給它取了一個極富情調的名字：風雨茅廬。
1936年，鬱達夫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邀請南下福州，擔任省政府參議兼宣傳室主任。但就在這之後，鬱、王兩人的感情急轉直下，這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直接關係。1937年底，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浙江軍政機構紛紛南遷，省教育廳遷到浙南的麗水。為躲避戰亂，王映霞攜老母及孩子先到富陽避難，後來到麗水，與許紹棣比鄰而居，兩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此時許紹棣的妻子剛病逝不久，他獨自帶著3個女兒生活。許紹棣對王映霞傾慕已久，平時對她關懷備至，多有照顧，引起了許多風言風語。王映霞還積極牽線搭橋，把與徐悲鴻有過戀情的孫多慈介紹給許紹棣，促成許孫二人結為秦晉之好。
鬱達夫在福州聽到王映霞與第三者關係不正常的流言，心裏非常憤怒。1938年3月，鬱達夫應郭沫若的邀請離開福建到武漢工作，就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並兼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不久，王映霞也來到武漢。
1927年六七月間，鬱達夫和王映霞在上海租房安家，過了一段甜蜜的日子。在王映霞的幫助下，鬱達夫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寒灰集》。在序言中，鬱達夫聲稱是王映霞“愛的火焰”，複燃了他這堆“已經行將熄滅的寒灰”。
1927年9月，鬱達夫將他和王映霞的戀愛過程，編成《日記九種》由北新書局出版發行了。讀過這本書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鬱達夫當時的愛狂熱到了何種程度，他真的是不要名譽不要地位，什麼也不要了。1928年2月，才子鬱達夫抱得美人歸，王映霞也終於做了他的“自由女王”，兩人在杭州正式結婚。文豪柳亞子贈詩鬱達夫，稱兩人“富春江上神仙侶”，一時傳為佳話。
鬱達夫和王映霞確實有過一段神仙眷侶般的婚姻生活，日子過得甜蜜豐裕。王映霞在自傳中曾提到：“當時，我們家庭每月的開支為銀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說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於吃。物價便宜，銀洋一元可以買一隻大甲魚，也可以買六十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1929年11月間，王映霞生下了長子鬱飛。一年半後，又生了第二個男孩鬱雲。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多，開支隨之劇增；此時已隱居於富陽的孫荃母子的生活開支，也要靠鬱達夫寄錢去接濟，經濟日漸拮據。
1934年4月，在王映霞的提議下，鬱達夫和她回杭州居住。鬱達夫花1700元買下了玉皇山後30畝山地，開始修建自己的新家。據王映霞回憶，新家在“1935年年底動工，熬過了一個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萬五六千元”。建成後，還“塗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充滿了東方建築的古典神韻，鬱達夫特意給它取了一個極富情調的名字：風雨茅廬。
1936年，鬱達夫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邀請南下福州，擔任省政府參議兼宣傳室主任。但就在這之後，鬱、王兩人的感情急轉直下，這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直接關係。1937年底，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浙江軍政機構紛紛南遷，省教育廳遷到浙南的麗水。為躲避戰亂，王映霞攜老母及孩子先到富陽避難，後來到麗水，與許紹棣比鄰而居，兩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此時許紹棣的妻子剛病逝不久，他獨自帶著3個女兒生活。許紹棣對王映霞傾慕已久，平時對她關懷備至，多有照顧，引起了許多風言風語。王映霞還積極牽線搭橋，把與徐悲鴻有過戀情的孫多慈介紹給許紹棣，促成許孫二人結為秦晉之好。
鬱達夫在福州聽到王映霞與第三者關係不正常的流言，心裏非常憤怒。1938年3月，鬱達夫應郭沫若的邀請離開福建到武漢工作，就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並兼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不久，王映霞也來到武漢。
一天，鬱達夫回到家中，不見王映霞，卻意外發現了許紹棣給王映霞的幾封信，便斷定王映霞仿效卓文君與她的“司馬相如”私奔了。鬱達夫性格衝動，做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舉動，在《大公報》刊登“尋人啟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鬱達夫謹。”實際上，王映霞隻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裏去了。翌日，當王映霞在《大公報》上看到鬱達夫的“尋人啟事”時，不禁勃然大怒。鬱達夫得到曹秉哲的通知趕往曹家請她回去時，王映霞說：“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須在大公報上刊登道歉的啟事。”經過朋友的從中調解，鬱達夫和王映霞捐棄“前嫌”，決定和解。鬱達夫不得不又在報上刊登了王映霞擬就的“道歉啟事”：“達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並在登報尋找啟事中，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複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1938年，鬱達夫應《星洲日報》的邀請，帶著王映霞和兒子鬱飛一同來到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遠離祖國，並沒有讓鬱達夫和王映霞的婚姻狀況有所改變。王映霞因為不堪夫妻關係愈來愈惡化，一度隻身遠赴印尼廖內島的一所學校擔任教員。因不習慣島上的艱苦生活，一學期後又返回新加坡。然而，鬱達夫不久後做的一件事，終於把他們的婚姻推向了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