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鬱達夫在香港《大風》旬刊上發表著名的《毀家詩紀》，包括有詳細注釋的19首詩和1首詞。鬱達夫公開披露了他與王映霞之間的情感恩怨，並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對他的背叛是導致毀家的重要原因。
鬱達夫在《毀家詩紀》中對王映霞的報複和責難，震動了文壇。郭沫若曾經談到：“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誌上。那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著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為一種病態。說不定還要發揮他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還要暴露自己所愛的人？”鬱達夫發表《毀家詩紀》，讓王映霞下定決心與他分手。王映霞始終否認鬱達夫在《毀家詩紀》裏加在她頭上的“情感上的背叛”的罪名。她說：“我想要的是一個安安定定的家，而鬱達夫是隻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鬱達夫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1940年3月，王映霞與鬱達夫在新加坡協議離婚。這對曾被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才子佳人，就這樣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王映霞晚年曾回憶說：“我離開鬱達夫，拎了一隻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鬱達夫也不送我出來，我知道他麵子上還是放不下來。我真是一步三回頭，當時我雖然怨他和恨他，但對他的感情仍割不斷；我多麼想出現奇跡：他突然從屋子裏奔出來，奪下我的箱子，勸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變了……”1942年日軍攻占新加坡前夕，鬱達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蘇門答臘。為了掩護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經朋友介紹，鬱達夫與華僑女孩何麗有結婚。
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兩個星期，1945年8月29日晚，幾名日本憲兵突然秘密綁架了鬱達夫，並在9月19日將其槍殺……
鬱達夫對於王映霞可謂“一見傾心”，幾乎達到狂熱的地步，究竟有多狂熱，從他當年的日記就可窺其一二。
1月15日晚上至杭州同鄉孫君處，還以《出家及其弟子》譯本一冊，複得見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韻樓遊，人多不得暢玩，遂出至四馬路豫豐泰酒館痛飲。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間頗殷勤，以後當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為舊曆之十二月二十二……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後隻有十天了，我希望二十二這一天，早一點到來……殊不知我又在為王女士顛倒。
1月27日昨晚上醉了回來，做了許多夢。在酒席上，也曾聽到了一些雙關的隱語，並且王女士待我特別的殷勤，我想這一回，若再把機會放過，那我半生就永遠不再能嚐到這一種滋味了，幹下去，拿出勇氣來幹下去吧。……若能得到王女士的愛，恐怕此後的創作力更要強些，啊，一生還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
3月25日午後五點多鍾和蔣去看電影。晚飯後又去王女士那裏，請她們坐了汽車，再往北京大戲院去看影片。十一時前後看完影片出來到一家小酒館內請她們喝酒。回家來已經是午前一點多鍾了。寫了一封給王女士的短信，打算明天去交給她。
……今晚上月亮很大，我一個人在客樓上，終究睡不著。看看千裏的月華，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瑣事，又想到王女士離去的那幾眼回盼，……啊，這一回的戀愛，又從此告終了，可憐我孤冷的半生，可憐我不得誌的一世。
……茫茫來日，大難正多，我老了，但我還不願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著奮鬥，我且把我的愛情放大，變作了對世界、對人類的博愛吧。
——摘自《達夫日記》熱烈中的鬱達夫和王映霞雖然經常兩地分別，但她們一直保持頻繁的書信聯絡，以下便是鬱達夫寫給王映霞的幾封信，從這幾封信中，我們感覺到兩人的感情非但沒有因為分離而降溫，反而愈發的甜蜜。
映霞：
現在大約你總已經到了杭州了吧？你的祖父母親弟弟妹妹都好麼？你或者現在在吃晚飯，但我一個人，卻隻坐在電燈的前頭呆想，想你在家庭裏團聚的樂趣。
今天早晨，我本想等火車開後再回來的，但因為怕看見了那載人離別的機器，堂堂的將你搬載了去，怕看見這機器將你從我的身旁分開，送上每天不能相見的地方去時，心裏更要不快樂，更是悲哀，所以我硬了心腸一揮手就和你別了。我在洋車上，把你的信拆開來看，看完的時候，幾乎放聲哭了起來，就馬上叫車夫拉我回去，回到南火車站去，再和你握一握手。可是走到了萊路口，又遇著一群軍隊的通過，把交通都斷絕了。所以隻好悶悶的回來。回到閘北，約略睡了一會，就有許多事務要辦，又隻好勉強起來應付著，一直的忙到現在。現在大家在吃晚飯，我因為早上吃得太飽，不想下去吃飯，所以馬上就坐下來寫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