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到金陵，剛遭遇喪子之痛，還未平複心中的苦痛，而王安石卻已騎著他的小毛驢兒，親自來看他了。蘇軾正在江邊的船中，急忙出得船來，迎接老丞相，因過於急迫，他都未及換套衣服。
見王安石忙行禮：“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
王安石卻朗聲笑道：“禮豈為我輩設者！”
這稱得上一次偉大的會見。兩個當今的持不同政見者，兩個同樣孤獨的天才，拋棄先前所有的摩擦和不快，心底無私，坦誠相見，於大江之上，於船艙之內，伴著清風烈日，歡快地晤談。
這對相差十五歲的前輩和後輩，仿佛從那一刻起，心結頓失，矛盾消融，瞬間便為知己。
兩人是如何突破心魔？又如何相談甚歡？幾成旁人無法參透的秘密。這仿佛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他們本不是敵人，最終便可以走到一起。
此心與彼心之間的隔膜，在握手的那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兩人縱論天地，無所不談，政治或許也是其中的議題之一，但絕非此次談話的重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次會麵所談論的，更多的是詩詞文章，曆史過往，思想感悟……這相差十五歲的一老一少，直到此時，才驚奇地發現，對方身上有諸多自己所不了解的優點，對方的學問及風采都有自己所不及之處。世易時移，甘苦冷暖，經過人生的更多曆練，看問題的角度也發生重大的改變，讀過佛、修過禪、種過地的蘇軾，已非那個誌得意滿的科場奇才，已非那個腦門一熱頂風勸諫的忠直臣子，他的頭腦漸漸為理性占據，更全麵、更客觀地分析一切，他試著站在王安石的角度，理解他的苦衷。而退位之後的王安石，也不再固執己見，先前的拗相公現在變得溫和起來，不再過問政治，一心投入藝術當中，寫詩作畫。
沒有了成見做絆腳石，彼此的了解才會更加深入。難怪蘇軾後來感慨，“從公已覺十年遲”。
自己年輕氣盛時，隻憑了一腔熱血，對新法多加指責，而並無理性的建設，而現在，麵對這個老人時，蘇軾已能夠深刻地感受到他當初推行新政的苦心，為排除阻力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權力在他手中，並非謀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他造福天下的利器。
而現在，老丞相不計前嫌，拋棄一切成見，竟主動來看望他這個旅途中的孤行者，自是十分感動。
消除了隔膜以後，心態也更為順暢而通達。同一時代的兩個大儒，僅通過一次開誠布公的會麵，就這樣冰釋前嫌。
接下來的數日裏，蘇軾和王安石朝夕相見，飲宴遊樂，談天論地。當地的官員以及王安石的門人，陪著他們看遍金陵美景。這意外收獲的融洽友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蘇軾喪子的傷痛。
蘇軾頻頻出入王安石的住所“半山園”，成為王家常客。半山園本是皇帝詔賜的一座宅邸，退休宰相居此，卻不設任何圍牆，廣闊山間美景，眼底一覽無餘，卻也是個修身養性的絕好地方。
蘇王對史學皆有研究，二人閑談，亦不免品評古往今來的興衰成敗，臧否曆史人物，一度還把話題擴展到修史這個問題上。王安石以為，蘇軾是蜀人，又曾遍遊中原和荊吳諸地，學問才氣俱佳，實是修治三國史的理想人選，他鼓勵蘇軾趁現在清閑，完成這一任務。蘇軾則堅辭不受，他認為修史非自己專長，王安石隻得表示遺憾。
從先前的政敵，到如今的忘年交，時間跟他們開了一個足夠大的玩笑。原來隻顧論爭，常常弄到臉紅脖子粗，待現在坐下來平心靜氣地交流之後，才發現對方身上竟有那麼多彌足珍貴的優點。
這一段友情，發展之迅速，超出了兩人的預想。
王安石趁機鼓動蘇軾在金陵置地，找個住處，安頓家人，才不至於顛沛流離、四處奔波。他希望蘇軾可以和他在同一個城市居住，暢談學問人生，才不至於太寂寞。對於前輩的盛情，蘇軾甚是感動，欣欣然尋遍金陵各處，想要求田問宅，隻可惜時間匆匆，一時也並無理想的選擇。
金陵求田宅不得，便去附近的儀真（今江蘇儀征）尋訪，一待就是二十餘日。他的美好設想是，倘若在此地買一塊田，置一處宅院，亦是不錯的選擇，到時候就可以駕一葉扁舟，往來於金陵與儀真之間，常常與老丞相見麵晤談，人生一樂事也。因為手頭拮據，特地托人將京城裏的院子賣掉，以籌集經費。
但此事終未能如願。
而一代大儒王安石，也在他們分別一年多之後，帶著遺憾和落寞，永遠地離別了人世，真的應了蘇軾那句“從公已覺十年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