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輛自製的輪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願！但是下一輛真正的輪椅來了，母親卻沒能看到。
下一輛是《醜小鴨》雜誌社送的，一輛正規並且做工精美的輪椅，全身的不鏽鋼，可折疊，可拆卸，兩側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
除了這輛輪椅，還有一件也是我多麼希望母親看見的事，她卻沒能看見：一九八三年，我的小說得了全國獎。
得了獎，像是有了點兒資本，這年夏天我被邀請參加了《醜小鴨》的“青島筆會”。雙腿癱瘓後，我才記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臉精神”，大意是：想幹事你就別太要麵子，就算不懂裝懂，哥們兒你也得往行家堆兒裏湊。立哲說這話時，我們都還在陝北，十八九歲。“文革”鬧得我們都隻上到初中，正是靠了此一“不要臉精神”，赤腳醫生孫立哲的醫道才得突飛猛進，在陝北的窯洞裏做了不知多少手術，被全國頂尖的外科專家歎為奇跡。於是乎我便也給自己立個法：不管多麼厚臉皮，也要多往作家堆兒裏湊。幸而除了兩腿不仁不義，其餘的器官都還按部就班，便一閉眼，拖累著大夥兒去了趟青島。
參照以往的經驗，我執意要連人帶那輛手搖車一起上行李車廂，理由是下了火車不也得靠它？其時全中國的出租車也未必能超過百輛。樹生兄便一路陪伴。誰料此一回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戴河，下了火車由甘鐵生騎車推我到賓館），行李車廂內貨品擁塞，密不透風，樹生心髒本已脆弱，隻好於一路揮汗談笑之間頻頻吞服“速效救心”。
回程時我也怕了，托運了輪椅，隨眾人去坐硬座。進站口在車頭，我們的車廂在車尾；身高馬大的樹綱兄背了我走，先還聽他不緊不慢地安慰我，後便隻聞其風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座位，偌大一個劉樹綱竟似隻剩下了一張煞白的臉。
《醜小鴨》不知現在還有沒有？那輛“福字牌”輪椅，理應歸功其首任社長胡石英。見我那手搖車抬上抬下著實不便，他自言自語道：“有沒有更輕便一點兒的？也許我們能送他一輛。”
瞌睡中的劉樹生急忙弄醒自己，接過話頭兒：“行啊，這事兒交給我啦，你隻管報銷就是。”胡石英欲言又止——那得多少錢呀，他心裏也沒底。那時鐵良還在醫療設備廠工作，說正有一批中外合資的輪椅在試生產，好是好，就是貴。樹生又是那句話：“行啊，這事兒交給我啦，你去買來就是。”買來了，四百九十五塊，八三年呀！據說胡社長盯著發票不斷地咋舌。
這輛“福”字牌輪椅，開啟了我走南闖北的曆史。其實是眾人推著、背著、抬著我，去看中國。先是北京作協的一群哥們兒送我回了趟陝北，見了久別的“清平灣”。後又有洪峰接我去長春領了個獎；父親年輕時在東北林區呆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聽著都耳熟。馬原總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說：下了飛機就有火葬場嗎？嚇得他隻好請我去了趟沈陽。王安憶和姚育明推著我逛淮海路，是在一九八八年，那時她們還不知道，所謂“給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實是借口，那時我又一次搖進了愛情，並且至今沒再搖出來。少功、建功還有何立偉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艦隊的魚雷快艇。僅於近海小試風浪，已然觸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濤看似柔軟，一旦顛簸其間，竟是石頭般的堅硬。又跟著鄭義兄走了一回五台山，在“佛母洞”前汽車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時被一塊巨石擋住。大家都說“這車上必有福將”，我心說是我呀，沒見輪椅上那個“福”字？一九九六年邁平請我去斯德哥爾摩開會，算是頭一回見了外國。飛機緩緩降落時，我心裏油然地冒出句挺有學問的話：這世界上果真是有外國呀！轉年立哲又帶我走了差不多半個美國，那時雙腎已然怠工，我一路掙紮著看：大沙漠、大峽穀、大瀑布、大賭城……立哲是學醫的，笑嘻嘻地聞一聞我的尿說：“不要緊，味兒挺大，還能排毒。”其實他心裏全明白。他所以急著請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了。他的哲學一向是：命，幹嗎用的？單是為了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