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唉，一切理論之於實際都太蒼白，一切理性之於真正的疑難都太無奈，很多時候我們隻有仰天祈禱，而難有實際作為。
祈禱什麼呢？那就先得問：真正的疑難是什麼？
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違背國王“按律法與正義”所頒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個哥哥，但這樣，她就會跟她這個哥哥一樣成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勸她：“你這樣大膽嗎，在克瑞昂頒布禁令之後？”安提戈涅回答：“他沒有權力阻止我同我的親人接近。”妹妹再次提醒姐姐這樣做的可怕後果，而後說：“我們處在強者的控製下，隻好服從這道命令。”姐姐說：“（那）你就藐視諸神所珍視的東西吧。”伊斯墨涅說：“我並不藐視諸神所珍視的東西，隻是沒有力量和城邦對抗。”安提戈涅說：“你可以這樣推托……（但）我會恨你，死者也會恨你……讓我和我的魯莽為擔當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會遭受比卑賤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最後，妹妹伊斯墨涅對姐姐安提戈涅說：“如果你想去（做）的話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這一去雖是魯莽，你的親人卻認為你是可愛的。”
一邊是親情，是神所珍視的東西，一邊是人定的律法與正義，是成為叛徒的可怕後果，你怎樣取舍？這樣的疑難古今中外多有發生。
安提戈涅立場堅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國王克瑞昂的立場也很堅定，並具正義之名。可伊斯墨涅怎麼辦？毫無疑問，她將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賤地死，並且卑賤地生。因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樣藐視諸神所珍視的東西，又沒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樣與城邦對抗，因而她要麼是背叛城邦，要麼是藐視諸神。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禱，她（以及老好人）會祈禱什麼？咳，我自己就這樣祈禱過呀——當我發現某史很可能為人間增加一個叛徒之時，我曾屢屢祈禱：讓人人都對人人懷有愛意吧，讓人人——包括那個克瑞昂——都能夠珍視神所珍視的東西吧！那樣，就既沒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險，也沒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難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劇，並不是因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之間產生的衝突。使這部戲成為悲劇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劇在於她的感受力。”（《希臘精神》）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東西等於沒有，不被發現的衝突則不能進入靈魂的考問，而隻有這樣的感受力使悲劇誕生，使靈魂成長。
這樣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劇。“黑格爾說，悲劇惟一的主題是精神鬥爭，而且鬥爭中的兩種精神都引起我們的同情。”
（《希臘精神》）伊斯墨涅的處境更加引發我們的這種同情，更能喚醒我們的感受力；或者說，伊斯墨涅才是這部戲中最具悲劇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將處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這便使每一個誠實的人都要設身處地於一些嚴酷的選擇，或令每一顆誠實的心都處在了伊斯墨涅的位置。譬如當神的珍愛與人的律法相悖之時，或愛與正義發生了衝突，你將怎樣取舍？譬如一邊是至愛親朋的受苦，甚至慘死，一邊是城邦（或組織）利益，以及叛徒的千古罵名，你怎樣取舍？又譬如，在諾曼底登陸前夜，為使德軍不知盟軍已然破譯了他們的密碼，故當盟軍獲悉德軍即將轟炸某城市時，卻對那城市的居民隱瞞了消息，以致更多的人死於那次轟炸——對此，又當怎樣評價？
我不知道。我說過了，如是疑難讓我百思難取所歸。譬如一場戰爭，一個平頭百姓隻可能判斷其正義與非正義，斷無就其戰略、戰術以及情報的可靠與否而做出支持或反對的能力。不過，話還是說大了——你真能判斷出正義與非正義嗎？若雙方均稱占有“真理”和“正義”，並都拿出了縝密的理論支持或“神授”的證據，你將何棄何歸？抑或，那就反對一切戰爭嗎？
可是，若一殘暴勢力（如法西斯）欲滅你的族群呢？唔，那當然不行！是呀，這一回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不”了。但是，什麼理由呢？理由就是那自明的真理，即神所珍視的東西：愛！
我終於知道我能夠知道什麼了。我終於確信我能夠確信什麼了。我終於看清，一個平頭百姓，乃至一些自詡為“家”的人，能夠辨認並確信的，隻有那個自明的真理。新聞可以虛假，情報可有疏漏，理論尤其會仗勢欺人，惟神所珍視的東西是牢靠的依憑。然後還要警惕：萬勿在那“愛”字前後摻入自製的使用說明，相反，要以神所珍視的，去比照和監督人所製定的。
但這有用嗎？人間的困苦與疑難，能因這愛的祈禱而消滅嗎？但是，有和沒有愛的祈禱，後果是大不一樣的，尤其是那些人定的東西會隨之大不一樣。如果隻有人定的真理與正義，則難免還是“真理戰勝真理，子彈射中子彈”。
困苦使人祈禱。疑難使人求助於愛。而“果敢”的人們多是感受不到疑難的，故也無須這愛的祈禱，他們隻要鮮明的立場就夠了。譬如克瑞昂的城邦立場。也譬如安提戈涅的家族立場。安提戈涅一方麵說“我的天性不喜歡跟著人恨，而更喜歡跟著人愛”，一方麵又對伊斯墨涅說“我會恨你，死者也會恨你”。什麼原因使她前後矛盾？還是立場，鮮明的家族立場——她的諸神還遠非博愛的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