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神—人’釘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使基督教邁向了一種以愛和自由的神秘關聯為核心的倫理宗教。上帝舍了自己的兒子，為世人開辟了成聖與稱義的道路。”（李猛《愛與正義》）
但並不是說，種種人定的真理與正義就該廢除，而是說所有這些東西，都要看它是否符合神的珍愛，是否符合那十字架上的啟示。是呀，神子是猶豫的：“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隻要從你的意思。”（《聖經·馬可福音14：36》）
倘若“正義”凜然卻無憐愛之心，總是以“我的意思”來斷人間的案，感受力必會遭受致命的損失。譬如《安提戈涅》式的事件，處處都有，卻非處處都有悲劇或悲劇精神，原因何在？就在那感受力的缺失。還是那句話：不被感受的東西等於從未發生，不被發現的衝突則不能進入靈魂的考問。但這感受力並非出自生理基因，而是出自文化結構——設若此一族群隻信奉“君權神授”，而從無“天賦人權”的信念，其結構便少了至關重要的一極。君、神等值，自然就隻有人斷人案了，進而是君斷臣案，官斷民案，以及自命的“好人”來斷“壞人”與“老好人”的案。所以，大凡這樣的地方，除了喜劇便隻有慘劇，很少有悲劇。
悲劇，是任人多麼聰明能幹，也難免要陷入的疑難，尤其是對這疑難之敏銳的覺察。而這樣的覺察，或這樣的感受力，絕不因為疑難仍是疑難而無所作為；轉而求教於神的珍愛，便使愛的天國有望，或已然使其誕生。而慘劇止於求助清官，就算清官總能夠戰勝贓官，靈魂也無望長大——轉來轉去還是那一個愚昧的圈圈。
“和能在生活中看到悲劇的那種心性相對（立）的不是看到歡樂的那種心性……（而）是認為生活是肮髒的看法。當人們看到人性中缺乏尊嚴和意義，人性是瑣碎、卑賤的，而且陷入了淒涼無助的境地的時候，悲劇的精神就已經不存在了。”
（《希臘精神》）
悲劇使靈魂成長，譬如那個克瑞昂最後也悔悟到：“一個人最好是一生遵守神定的律條。”而（尤其是中國式的）慘劇和喜劇，則是慘也歸因於（贓）官，喜也歸因於（清）官，說來說去，凡夫俗子的命運好歹都是捏在強人手裏的，與神的珍愛無涉。於是“神”也就跟著變味兒——都成了強人的仆從。百姓無奈，有本事的便一天到晚去跑關係，往強人堆兒裏擠；朝中無人而又膽大包天的，便去落草為寇；剩些自認的弱者，就隻好憑那一副笑臉去左右支撐。
現在來看前麵留下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應該已經有答案了：“好人”與“壞人”，或是由強人指認，或就要以神的珍愛來比照，來甄別。
第二個問題要曲折並有趣得多：所以“好人”和“壞人”都看“老好人”是另類，實在也是出於猶豫——顯意識要求他們立場堅定，潛意識裏卻又知道什麼是神的珍愛，以及那自明的真理。就是說，他們都知道老好人實在是好人——即“不喜歡跟著人恨，而更喜歡跟著人愛”的那種人，所以一致讚成：那一個“老”字，還是加在“好人”而非“壞人”的頭上吧。有趣，有趣，“人類本性的哲學都清晰地表現在人類的語言之中。”（《希臘精神》）另一條思路是：眾人或不識“愛”乃真理之最高，卻本能地傾向它，或無能分辨某些人定真理與正義的不足或偽善，卻本能地對之存疑並懼怕，所以想來想去，還是把“好人”二字留給這一“另類”吧。這既說明眾人對愛的認同，又包含著某種愧對，更是要為大家保留下一處可避強權的、愛與自由的樂土。
第三個問題，即老好人的愧笑，愧於何因？很明顯，是愧於軟弱，愧於自己的不敢堅持真理。而這恰恰說明，憑其天賦的愛願，他們並非看不清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並非感受不到，種種人定的真理與正義是符合了還是違背著神的珍愛。而這又說明：即便是人定的真理和正義，也是多麼必要，多麼必要卻又多麼艱難，甚至多麼嚴酷。
“可是神子最後是說‘成了’……因為十字架事件正是以愛成全了律法，成全了將基督交在彼拉多手下的律法。”（李猛《愛與正義》）
這最是“十字架上的啟示”堪稱偉大之處。人類走出了伊甸園，人類社會要延續、要發展，不可以沒有規則。而條條規則，難免都要由人來製定，但條條人定的規則，又必須要符合神的珍愛。這暗示著，人定的規則與神的珍愛，其間的差距甚至是經常的。但是，經常的並不等於是正當的，而隻是表明了不得已。顯然，“不得已”就更不能引為正當。但“不得已”的不正當，難道可以靠“子彈射中子彈”來糾正？換句話說，違背了神的珍愛的暴力，難道能夠糾正違背了神的珍愛的規則或律法嗎？不言而喻，那將使我們離神的珍愛愈行愈遠。所以，“不得已”隻應該意味著：必須要保持信仰的經常——即隻有經常地以神的珍愛為比照、為要求，才可能糾正人的惡與疏失。理由很明確，也很簡單：惟神的珍愛是一切規則或律法的正當性來源。
甚至，連愛也是這樣。愛，誰不會說？但是，離開了神的珍愛的督察，人間的萬事萬物就沒有什麼不可能變成壓迫力量的。比如，人不會在“愛”的名義下行其壓迫嗎？真是難了。不過識別的方法也簡單，還是那樣：看看這人的珍愛，是否符合或接近著神的珍愛吧。
07-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