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保障公民遷徙和居住自由的權利有助於促進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農村人口減少有利於土地資源集中。進入了21世紀，我國農業還停留在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自給自足的、規模細小的自然經濟時代。13億人口，70%多搞農業，過多的勞動力密集在狹小的土地上，成為隱性失業者。農村要富必須減少農民，讓農民向外轉移。農民放棄土地應得到足夠的補償。農民留下土地是集中經營大農業，取得規模效益的必要條件，也為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促進農業產業升級創造條件。
第五，公民遷徙和居住自由的權利有利於擴大內需，繁榮市場，促進生產發展。自“九五”計劃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就深受市場疲軟、消費不旺之苦。國內外都認為中國十幾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但這個大市場是個潛在的而非現實的市場。農業生產落後，農民增產不增收，負擔過多過重，外出謀求發展要受限製，占人口70%的農民並沒有多少現實的購買力。農民有了流動和居住自由，才有可能真正致富，便農村這個潛在的大市場變成現實的大市場。
第六、保障公民遷徙和居住自由的權利有利於增強國際競爭力。我國已是世貿組織成員國，必須參與國際經濟的競爭。為此，我們必須克服劣勢，發揮自已的優勢，特別要充分發揮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同時我國還要加強對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的素質。讓高素質的勞動者自由地全方位流動，實現與生產資料的最優結合。這是增強國力，爭取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的根本。
三、轉移人口遷徙和居住自由權利的保障狀況
中國是一個有著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家，它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數量的五分之一。與其他國家相比，這樣的一個人口大國，人口的遷徙數量卻非常地有限。據統計，在美國，每年有近1/5的人口在搬遷，各類技術人才和大批年輕勞動力源源不斷地自由流動，這也是美國能夠保持全球第一經濟大國地位的重要原因所在；在日本，這一比例是20%，法國、德國、瑞典等國家每年的人口遷移率也超過10%，而中國至今隻有0.5-3%，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當前，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轉移人口居住和遷徙自由的權利始終得不到保障。許多轉移人口在城市生活多年，仍然不能在城市落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社會。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
1.不能參加城市居民委員會
隨著改革開放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原出生地，移居到新的城市，這些外來人口在原居住地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已經變得越來越不現實，其切身利益和新居住地發生日益緊密的聯係。這些人事實上已經放棄了原居住地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在人們的觀念上、操作層麵上，城市非戶籍人群要在新居住地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存在諸多問題沒有解決。城市的管理架構和城市管理者的理念，仍然不能適應早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城市人口格局，大多數地方法規和政策依然旨在強化戶籍人口與暫住人口之間的壁壘，尤其是限製“新市民”行使其民主權利。即使是居民委員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受到諸多限製。這方麵最為典型的是深圳的江山事件。
30歲的江山是湖北籍在深人員，移居深圳已9年，已在深圳購房，2003年12月入住深圳獨樹社區碧嶺華庭。在2005年其所在的獨樹社區居委會的選舉中，他主動提出要參加居委會競選，但最後卻因為選民資格問題被選舉委員會拒絕參選。他為討要選民資格七次上法院，將其居住所在地的獨樹社區居委會換屆選舉委員會告上法庭，但最終法院判他敗訴。獨樹社區居委會選舉委員會否定江山的選民資格的理由是，他沒有按有關規定提交選民登記證明。這也反映出城市中外來人口與本地原居民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反映出本地政府對外來人口的限製，對其本地利益的維護。
在城市社區基層建設中，社區居委會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社區居委會能否得到居民的認可與支持，對於提升社區的建設管理水平至關重要。對於居民來說，通過行使提名權和選舉權，選出代表大多數人意願的社區當家人，有利於強化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和榮譽感。許多城市根據社區實際的發展狀況和環境，放寬社區直選的限製，最大限度的調動起社區居民的參選熱情。在北京某些直選社區居民參選率超過96%，高度反映出群眾對社區居委會寄托的厚望。對於當選的社區居委會成員來說，通過競爭脫穎而出，他們就會感到社區居民對自己的信任，從而有了對社區的責任感，從而會有社區強烈的服務意識，這樣就為雙方營造了一個充分交流、溝通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