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國戶籍製度的由來與發展
我國古代戶籍製度確立於西周時期，廢止於清乾隆時期(1772年)。古代戶籍製度以為統治者征收賦稅(人丁稅)和征派搖役為目的。近代，中國戶籍製度的職能，逐漸向單純的統計人口的目的轉變。到了民國時期，便與世界上通行的戶籍製度十分接近了。
曆代統治階級對戶籍製度的曆次強化，其目的都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穩定和加強自己的統治需要。統治階級都把戶籍製度視為治國之本，一個王朝建立起來之後，統治階級總是設法完善戶籍製度，使之臻於完備。在古代，戶籍製度同其他製度有著直接的或間接的聯係，它們之間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共同維係著一定的社會秩序。其中，以戶籍管理製度和賦役製度之間的關係最為典型。此外封建時代的戶籍製度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也非常嚴格。封建國家為了實現有效的經濟剝削和政治統治，總是運用各種強製手段來防範人口流動，戶籍製度便是其最理想和最重要的強製手段。在封建戶籍製度下，人口的流動遷徙受到極嚴格的限製。各類人戶及其經濟活動都被局限於他們戶籍所在的行政區域內。某人要到外地旅行，事先必須取得地方官吏所發的“路引”或“過所文書”之類。人戶的遷居，更要事前取得地方官吏“更籍”的允許。這種限製人口遷徙的戶籍製度既是統治者加強管理的一種方法，同時也是古代中國的農業社會性質在戶籍製度上的反映。因為在以農為本的中國古代，特別是戰國以降，以士、農、工、商為基本格局的戶口類別相對凝固化，“理民之道，地著為本”也成為曆代治國安民的基本國策，人口遷徙的限製越來越嚴，對社會的進步發展和社會成員的素質的影響，不可低估。
從戶籍製度演變的曆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是這一製度的最主要控製對象。其真正意義並不在於登記人口，而是在於把農民世代束縛在土地上，按照權力意誌為當權者提供賦稅和徭役、兵役，來養活大批的官僚。通過限製農民隨意遷徙、流動和改行，強迫農民安心於農業生產，使土地的利用率達到最大化，為官僚和軍隊提供充足的糧食。這種製度安排可以看出是一種靜態的政治管製方式，是便於維護當權者統治安定的角度考慮，對於怎樣促進社會發展則很少予以考慮。因此，我們可以明白我國古代曆代統治者為何“重農抑商”以及為何我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而落後於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原因。小農經濟具有很強的簡單再生產能力和分散性，便於操作和管理，農民也無法有聚集財富威脅當權統治的可能性，即使富也隻能是小富即安。這種生產方式無疑可以使當權者無憂而“垂手拱治天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誅殺富商沈萬三和大批流放豪強恐怕即是出於這種考慮。但這種製度卻是以壓迫農民、阻礙社會的發展為代價的。自明朝中後期我們與西方相比開始落後的個中道理不難明白。
我國現行戶籍製度產生是與近代中國的國情相聯係的。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老百姓幾乎一直在戰亂中生存和生活的。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此起彼伏，相互交錯，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之久。新中國建立後，飽嚐戰亂之苦的廣大民眾最突出的心裏即是渴望安寧和秩序。這種心理和新政府的願望恰好是一致的，因為對於每一個通過革命鬥爭而獲取政權的政府而言，鞏固政權所麵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恢複秩序和重建家園。民眾心態和政治需要的契合，也就為新中國的戶口政策和戶籍製度的形成和確立奠定了社會基礎。因此，我國現行戶籍製度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形成的，有一定的曆史合理性。
建國初期，新中國在國際上麵臨的是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格局，帝國主義為了貫徹其冷戰的戰略意圖，維護其在中國的侵略利益，對新中國采取了“兩麵政策”，一方麵聲稱不幹涉中國政局的演變，一方麵又不承認中國。經濟上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軍事上把戰火燒到新中國的邊境，企圖侵犯中國領土。因此擺在全國人民麵前的緊迫任務是粉碎侵略，打破封鎖，爭取一個相對和平和安全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