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成都的戶籍新政允許了成都居民的自由遷徙，但對社會管理、城市管理、社會保障體係的建設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不僅有政府財政支出保障壓力的增大，同時對政府各部門的管理水平提出新的挑戰，其實最主要的是思想理念上要有新的突破。這方麵內容太多了，例如財政支出加大就要通過增加和服務企業來增加稅收；企業增加和城市管理、用地、節能指標的綜合平衡；青壯年的原農民開始定居城市，暫時留下的老人和孩子的保障製度和孩子教育，而這些具體問題又和土地的集約經營形成共同的並村的要求，而並村過程中宅基地問題的政策製定和資金的籌措等等，涉及方方麵麵，都需要認真思索和統籌規劃。
與此同時，中國最大規模的戶籍製度改革也在重慶拉開帷幕，2010年7月28日，重慶召開全市戶籍改革工作會議，並頒布《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製度改革意見》，指出今後兩年，重慶將有338.8萬農村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到2020年，實現累計1000萬農民轉戶進城，約占現有農村人口的一半。改革相關的3個配套文件也同期頒布，包括《農村土地退出與利用辦法(試行)》、《社會保障實施辦法(試行)》與《農村居民轉戶實施辦法(試行)》。而且還規定隻要在重慶打工5年以上的農民工，均可以獲得重慶市城鎮戶籍，並享受市民待遇。很明顯，這項改革，將使數以百萬、甚至千萬的農民市民化，將大大改變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後的局麵，大大促進新農村建設和農業現代化的步伐。重慶的戶籍改革，無疑是個巨大進步。但重慶的戶籍改革在媒體報道之後，肯定的不多，質疑的很多。質疑的焦點是“土地換戶籍”。
“土地換戶籍”的質疑可能源於黃奇帆市長在接受鳳凰電視台記者楊瀾采訪時的一段話，黃說：“農民工的市民化改革就是要，第一，給他一步到位”。五件衣服、五個保障，一步到位全都覆蓋。第二，中國的農民在農村也不是說沒有保障，他也有三個保障，比如說農民的宅基地、農民的承包地，農民也還有林地。這三塊地都是集體所有，如果他戶籍一遷移不再作為集體所有，那就把他這三個利益給剝奪了。那麼我們如果讓農民工這邊進城說給你“五件衣服”，但是“五件衣服”是不是給到位，給的是不是暖和，他有個體會的過程；然後那邊呢，你一出村進城了，就把你的“三件衣服”脫了，裸著身子出村。但是進城的這“五件衣服”呢，春夏秋冬還沒有穿得適應，這時候大家會有擔心的。所以重慶政府這次做的方案就是：一、隻要戶口一轉化，五件跟戶口關聯的製度性的保障，一步到位全部覆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教育、住房，還有同等就業待遇)。第三，農村裏的“三件衣服”可以緩一到三年，甚至五年再脫，有個周轉、過渡期。這樣的話，他原來已經在城裏打工五年，然後穿上這“五件衣服”再工作五年，他的城市化過程適應了，他認為農村的”三件衣服“可以退出了，那一到三年、三到五年就逐步自願的退出，這是尊重農民的意願。”
但學者李昌平認為重慶市的戶籍改革雖然好，但也是有明顯缺陷的：
缺陷一，農民市民化後，如何退出所在農民集體的份額地權，沒有設計可操作的方案。
缺陷二：重慶的農民到北京打工數年，想獲得重慶市民戶籍或北京市民戶籍，可不可以？這個問題是很現實的，但按照重慶市的戶籍改革方案就比較難回答。
缺陷三：重慶市民要到北京打工，想離開重慶到北京落戶，可不可以？或者武漢市民到重慶打工，想成為重慶市民，可不可以？這也是重慶這次戶籍改革難以回答的問題。
他認為，中國現在有9.4億以上的農民，每年還增加近千萬，未來30年，每年轉移2000萬農民，至少有6億以上的農民要進城市民化，但農村可能依然還要生活5億農民。在這個大變遷中，進城的6億新市民，是應該要將所占有的份額土地退給依然生活在農村的5億農民的集體的，否則，這5億農民就沒法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講，黃市長所說的“市民化後的農民工，3年後脫掉農村的‘三件衣服’”是沒錯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強迫市民化了的農民工無償脫除在農村的“三件衣服”，應該建立一個公平的、自由自願的退出機製。因為還沒有考慮建立這個公平的、自由自願的退出機製，所以說重慶戶籍改革方案是有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