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市民化了的農民工公平、自由自願退出農村集體的機製呢？李昌平認為必須滿足兩個前提條件：第一，城市戶籍是有福利的，市民待遇比農民工待遇高；第二，市民化了的農民工將土地退給原農民集體是有合理補償的。第一個條件是成立的。第二個條件目前是不成立的。黃市長說的“‘三件衣服’保留三年”是否隱含了等待“第二個條件不成熟”的意思呢？筆者不知道。如果黃市長的“‘三件衣服’保留三年”是想在三年之內創造“農民退出集體”的條件話，我的建議是重慶戶籍改革應該在農村改革上有所作為。三年之內應該在農村做如下工作：
首先，承包和占用農民集體的地(無論什麼地)必須向農民集體交錢(地租)，按照土地收入的8%繳納地租，農民集體獲得8%的地租主要有三個用途，一是農民社保費(30%)，二是進城退出集體的補償費(30%)，三是村民自治費(40%)。如果農民要進城當市民了，可以將個人賬戶上的社保費和土地份額權益補償費一並帶進城。如果有城市市民要返回農村，也可以的，將城市社保賬戶上的錢轉入農村社保體係，並購買加入農民集體的份額土地權即可。這樣農民進城和市民下鄉都可以“自由遷徙”了。
其次，政府要幫助農民集體內部建立土地信用社。土地信用社有三大主要功能，一是開展土地等財產抵押貸款業務，二是建立農民個人在集體內部的土地和社保賬戶，三是支付或墊付農民退出集體的土地和社保補償金。土地信用社的資金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是政府墊本，人均200元即可，從新農村建設資金中安排；二是社員股金，人均500元即可，具體多少由農民自己決定；三是集體土地經營收入；四是社員存款。如果一個村有20個村民要退出村集體進城當市民，假如這20個村民賬目上有30畝地權(份額所有權)，每畝地補償1.5萬元，就應該補償45萬元，如果集體賬麵上的土地補償金不足45萬元，可以由土地信用社先墊付，再以這30畝地權的收入逐年償還。
再次，要建立土地估價製度。政府要幫助農民對集體的土地進行估價，估價由農民民主決定，估價越高，8%的地租就越多，農民進城當市民退出份額地權的補償金也越高。反之亦然。政府最好根據多數農民集體的意見，對退出份額地權的補償設置一個最低值和最高值。
再次，政府不僅要建立城市社會保障製度，也要建立農村社保製度。每個農民都應該有一個農村社保賬戶，國家每年給每個農民的社保賬戶注入一點錢(如100元)，農民的份額地權收益的30%用於農民社保。如果農民工願意回到農村養老，他城市社保賬戶上的錢要打入農村社保賬戶；如果農民工願意市民化，他農村社保賬戶上的錢要打入城市社保賬戶。當城鄉社保體係的福利水平相當的時候，就可以實現社保城鄉一體化了。
如今專家幾乎都認為，“十二五”期間應該讓農民工成為曆史，而其中的核心問題則在於讓四億人進城的同時，應該為農民發放產權證，使統籌城鄉不能隻統“土地”而不統“農民”，要以公平的方式提供更多公共服務，例如廉價住房、基礎教育、醫療、社保，還有就業和培訓機會。戶籍改革，本質上是實現國民的基本國民待遇均等化，是全國一盤棋的事情。戶籍改革嚴格上講不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當然，重慶、廣東等地按照“基本國民待遇均等化”的大方向積極推進戶籍改革，對中央政府啟動戶籍改革是有推動作用的。地方政府必須明白，依靠地方政府的努力解決我國戶籍製度的種種弊端，是不現實的。像某些城市政府把戶口作為獎勵品獎勵給一部分“精英”的戶籍製度改革，是“反基本國民待遇均等化”的改革，這樣的戶籍製度改革隻會導致戶籍製度越改越倒退。地方政府主導的戶籍製度改革，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才是。對於地方政府主導戶籍製度改革，隻要大方向是促進公平、平等——“實現基本國民待遇均等化”，公眾應該多鼓勵，多提建設性建議，少挑刺。作為一項全局性的係統工作，它必然涉及戶籍、就業、財政、社會保障、市政等製度及政治體製等連帶體係的綜合改革。我們應該采取如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