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隨著農民的大量進城，對人口流動的各種限製逐步取消，這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二元社會結構。但長期計劃經濟體製下所形成的觀念、政策、製度等都難以在短時間內完全改變，城鄉差別並沒有因農民進城而消失。這正是造成農民工進城受到限製和歧視的原因所在。這種二元社會結構嚴重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阻礙了農民工與城鎮人口的社會融合和市民化的過程。
近幾年來，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沿海地區推行戶籍製度改革。傳統的城市人、鄉下人的二元社會結構正逐步縮小。但隨著外來勞動力向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的轉移，卻出現了本地人與外來人的新二元社會結構。這些城市大多製定了限製和歧視外來農民工的就業和管理政策。當外來打工者離土離鄉湧向經濟發達地區的熱土時，除了得到微薄的工資外，基本被排斥在打工所在地的社會體製之外，外來人雖然與本地人同住一地甚至是同處於一棟樓房，但他們的物質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城市人完全不同，呈現油水不沾的分離狀態。從本質上講，農民工雖然進城了，但還遠遠被隔離在城市社會之外。
把農民工權益放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兩個層麵上看，就會意識到解決農民工權益保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長期艱巨的任務，需要政府各相關部門的配合，譬如民政部門、教育部門等。就建設係統而言，雖然可以通過落實最低工資規定，實行施工條件標準化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農民工部分權益，但是不能僅僅靠外在的檢查、監督、處罰等行政手段，從長期來看，更需要在法律製度上建立相應的保障體係，建立並充分發揮工會作用，增強農民工的自身素質，即借助法律和市場的力量解決農民工權益保護才是解決問題的長效機製。
然而在關注國內原因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國際跨國資本對我國經濟環境的影響。前麵提到的富士康悲劇還折射出中國代工企業在世界產業鏈中的下遊地位。就像自然界存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鏈一樣，世界經濟中同樣存在產業鏈分工的現象。在自然經濟時期，農耕經濟相對於遊牧經濟，就算是高端產業了，這是古代中國能夠長期輝煌，一直到鴉片戰爭前中國GDP仍能位居世界第一的重要原因。到工業化時代，大工業相較於手工業成為上遊產業，而抓住工業革命機遇的西歐國家，便一躍成為那個時代的佼佼者。進入現當代，這個產業鏈條進一步拉長，出現了所謂“一流國家靠標準、二流國家靠金融、三流國家靠技術、四流國家靠產品，末流國家靠原料”的金字塔格局。
位於產業鏈上遊的國家，相當於動物世界中的食肉動物，可以用高附加值產品交換別國的低附加值產品，因而能夠分配和享受到更多的財富。而一旦陷入產業鏈下遊位置，則相當於淪為食草動物，隻能靠低附加值產品交換別國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強國的打工仔。換言之，產業鏈分工實際是國際範圍內的利潤分配鏈條。而在這個產業鏈條中，與研發、設計、推銷、物流等環保而附加值高環節相比，生產加工差不多是最辛苦、利潤率最薄的環節。而中國沿海很多企業正是這類出口加工類企業。據報道，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售價20美元，但中國隻能獲得35美分。一雙耐克運動鞋在美國售價120美元，但付給中國工人的工資不到1.5美元。法國某名牌90厘米方巾，在巴黎商場零售價680歐元，而中國企業交貨價隻有50元人民幣。富士康公司正是這樣一家替戴爾、蘋果等西方知名電子產品代工的企業。由於沒有自主品牌和技術，這類打工型企業處在產業鏈末端，注定是“做蛋糕有份，分蛋糕無緣”，其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最先受到衝擊，而在利益分配中所得最少。富士康承接來自蘋果、戴爾、惠普、諾基亞等國際訂單，但其利潤有限。富士康在與這些國際客戶訂單中，很難從供應鏈上創造利潤空間。如它為戴爾或惠普代工一台電腦，所有的物料都是對方指定，比如電腦的機殼塑料用GE的，顯示屏用三星或LG的，甚至耗材比例都有明確規定，而物料價格往往是客戶早與供貨商談好的，富士康隻須按指定價格向指定供貨商進行購買。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富士康代工蘋果公司加工的iPad手機，售價499美元，其中所有零部件成本僅為219.35美元，平均成本為260美元左右。其中蘋果開發的A4處理芯片每個26.8美元，16G的存儲芯片29.5美元，韓國LG公司製造的觸摸顯示屏95美元(成本80美元左右)，而富士康公司的組裝費隻有11.2美元。在利潤微薄的情況下，贏利壓力會層層向下傳遞，最終壓在最末端的生產線工人頭上。也就是說富士康在供應鏈上的利潤率幾乎為零，其所賺取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也就是對員工的過度壓榨。就此而言，如果說富士康是工人自殺頻發的直接責任者的話，那麼蘋果、戴爾、惠普、諾基亞等國際知名公司，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最大限度地賺取了利潤，由此極大擠壓了工人工資所占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