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長期享有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擁有超過三萬億的外彙儲備。然而，中國依然有數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中國貧富懸殊不斷擴大。位於金字塔頂部的10%的人口擁有45%的社會財富，位於金字塔底部的10%的人口擁有不到1.4%的社會財富。導致貧困懸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出口導向和全球化。首先，出口產業同內向產業競爭資源，大量的資源和財富通過全球化循環到了美國等發達國家。中國向美國輸出廉價產品和低息資本的同時，美國卻向中國輸出了貧困。其次出口導向同公共投資爭奪資源。大量的資源被發達國家的市場吸走，國民儲備的巨大輸出，導致中國教育衛生及其他公共投資嚴重不足。第三，外彙儲備同實體經濟爭奪資源，大量的外彙儲備和對外投資，導致國內投資相對不足，內需經濟發展不夠，就業不足，工資低下。第四，出口導向同內地發展爭奪資源。內地投資相對不足，偏遠地區投資相對不足，農村投資相對不足。而中國大部分貧困人口集中在內地和農村。內地和農村投資的不足，加劇貧富懸殊。第五，出口導向本身直接加大了貧富懸殊。國際跨國集團，通過對技術、設計、品牌、市場等的壟斷和控製，控製著利潤分配。他們在世界範圍內尋求最低的成本。以沃爾瑪為例，它幾乎可以年年都要把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的貨物的價格，壓低5%。成本降低的負擔落在中國工人的頭上。這種出口增長，導致勞動者發展的長期停滯。而且過分依賴對外市場，導致中國和發展中國家處於世界產業鏈低端，而這些低端產業又是可以代替，他們依靠的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一旦提高工資，就會麵臨市場被轉移的風險。所以中國隻好拚命壓低工人工資和權利，依靠這種低人權優勢獲得經濟的增長，這種狀況不僅導致中國長期處於低水平重複的發展陷阱，還麵臨和大量發展中國爭奪低端市場的“囚徒困境”，影響了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被西方敵對勢力所利用。
當前中國境內的外資和跨國資本實力不可小覷。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持續大量引進外資、發展外貿，中國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外資企業對中國提高技術與管理水平、培育與鍛煉人才、促進市場發育等諸多發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外資給中國帶來的並非都是陽光雨露，隨著外資在華成長壯大，作為壟斷資本的本性開始顯露，其積極作用日漸消減，消極影響逐步顯現，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危害正日趨嚴重。中國《工會法》規定，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的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限製。但是，許多外資企業以“建立工會組織不符國際慣例”等理由拒絕參加和組織工會。在華外企近50萬家，雇傭職工2000多萬人，但組建工會的外企長期不到20萬家。
2006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向全社會征求《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見，由於外企違法用工比比皆是，比如肯德基公司不與勞動派遣者簽訂勞動合同，辭退這些員工時，就不用支付賠償金。很多日資公司形成一種慣例，解雇員工用“勸退”代替“裁員”，這樣就無須支付違約賠償。針對《勞動合同法（草案）》的修訂，一些外企駐華代表機構（如中國歐盟商會、北京和上海的美國商會等）迅速行動，積極進行有組織遊說。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資”相威脅，抵製《勞動合同法》的出台。
因此，對於當前我國勞工保護惡劣的狀況也不能忽視外資對我國地方政府和經濟的影響。由於政府職能僵化、一些部門存在衙門化與領導官僚化現象，民主決策難以落實，決策科學性每每出現問題，導致在資金、技術、管理、營銷等方麵形成對跨國壟斷資本的全方位依賴。在以GDP增長作為主要考核政績的製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普遍爭相招攬外資，大搞優惠政策攀比，甚至不惜動用行政資源為外資進入“保駕護航”，導致日趨嚴重的“外資崇拜”。在珠江三角洲，當出現勞工與外資糾紛時，一些地方政府總是站在外資立場，包庇、袒護、縱容外資，想方設法隱瞞、推延甚至打壓勞工為合法權益進行的行政與司法抗爭。相比沿海，一些內陸地方政府給予外資的優惠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已超出經濟領域，甚至把過去帝國主義在華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權都搬了出來。而且部分部門還挾洋以自重，隨著開放日漸擴大，越來越多的機構打著“國際化”、“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旗號，利用增進對外交往、開展對外談判、加強對外合作等時機，以“接受國際慣例”、“增強國際競爭力”、“提高國際資源控製力”等為借口，挾洋以自重，鞏固、謀取部門利益。一些機構已經將部門利益與境外利益集團利益緊密交織在一起，甚至形成俱榮俱損的“共生”態勢，部門政策製定乃至部門立法都向跨國壟斷資本敞開，這是跨國壟斷資本在華活動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如金融業隻對西方而不對內的“定向開放”，長期給外企“超國民待遇”等。由於內資與外資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民營企業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也就不得不壓低工人工資，同時我們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的崇洋媚外，也慣壞了外資企業，致使它們敢於在中國大陸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