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大國興衰
認識大國崛起和大國興衰，絕非易事。再進一步說，對重大事物作出正確、準確的判斷往往是困難的。曾記否，日本曾經受到怎樣的追捧？那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著日本經濟力量的上升，諸如“日本名列第一”、“日本力量之謎”、“日本發展的奧秘”之論在美國和全世界甚囂塵上。當時，日本多個大企業在全球出擊，並購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哥倫比亞製片公司，購買夏威夷的房地產，等等，一時間仿佛有把整個美國買下來之勢。而這正是當年美國評論家和新聞媒體乃至學術作品所造成的一種意象。這一浪潮中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詹姆斯·法洛斯、查默斯·約翰遜、卡爾·沃爾弗倫、克萊德·普雷斯托維奇。四人被合稱為修正以往日本觀的“四人幫”，他們當中有的是記者，有的是學者，有的是政學兩棲的人士。他們所發表的不同形式的作品，在當時的背景和氛圍下，曾經風行一時，廣受推崇。
但1985年西方大國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埋下了轉折的種子。至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經濟形勢發生逆轉，隨後日本經曆了“失去的十年”，美國則進入了一個上行經濟周期，這就是如本書篇章作者之一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說的“喧囂的90年代”。此前，蘇聯轟然瓦解，冷戰走入曆史，美國“不戰而勝”，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時移勢異，20世紀80年代“日本名列第一”的洶湧波濤隨之退潮，美國迎來了一個“單極時刻”。這一超強挾改造世界之勃勃雄心（或野心），意欲以自身所好，強行在世界上推行其製度和價值觀，尤其是以2001年小布什上台為標誌，至伊拉克戰爭達到頂峰。但權力的傲慢必定走向其本來願望的反麵。美國為伊拉克戰爭付出了巨大代價，消耗了巨額財力，其軟力量也損耗嚴重，“布什主義”終於難以為繼。隨著美國國內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相繼爆發，我們忽而發現研究界已進入第三波“美國是否衰落了”的辯論。
第一波辯論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當年美國出於遏製亞洲“共產主義擴張”的目的，發動了越南戰爭並一步步擴大卷入規模，結果陷入泥潭。越戰熾烈時，在美國國內，反戰運動風起雲湧；在國外，維持戰爭代價高昂，難以持續。待尼克鬆入主白宮，始尋求體麵脫身。最終，越南戰爭黯然收場，西貢“陷落”。那時候的美國，真可謂灰頭土臉，一片腥風血雨景象。也是在那時，尼克鬆在堪薩斯城發表演講，指出世界上已出現了“五大力量中心”。此外更有美元與黃金脫鉤，第一次石油危機造成嚴重震撼等事件，第一波的“美國衰落”論隨之產生。
經曆20世紀70年代之後，在裏根主政的八年間，美國對蘇聯施以硬、軟兩手，所謂“以實力求和平”，力圖扭轉卡特時期的頹勢，對內則全麵實行保守主義的政策路線。不過，至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世界已發生很大變化，這時的日本已發展成為經濟大國，西歐複興早已成為事實。在此情形下，其獨立性相應增強。同時美國經濟則相對不振。1987年，保羅·肯尼迪發表《大國的興衰》一書，引發了關於“美國是否衰落了”的第二波大辯論，隨之產生的相關論述汗牛充棟。但此後的曆史，是否證明了保羅·肯尼迪為錯誤呢？
2008年8月，筆者在波士頓參加了一場以“美國是否再次衰落了？”為主題的圓桌討論會，當年大辯論的幾位風雲人物，如保羅·肯尼迪、約瑟夫·奈，以及本書篇章中的作者之一、當前風頭正勁的約翰·艾肯伯裏等都出席了會議。會議組織者、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教授邁克爾·考克斯稱，由於伊拉克戰爭、中國崛起、北京奧運等一係列事件的發展，我們進入了這一辯論的第三階段。當時，金融危機仍在醞釀中，尚未爆發，不然一定會被提及而被視作一個重要背景。台上各位發言既畢，引起熱烈討論，此處不贅。估計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問題上的辯論還會增多。不過以個人一孔之見，願意提請各位讀者注意和重視的，是美國的調整能力和恢複能力。君不見，在1929——1933年的大蕭條之後若幹年，是美國經由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一躍成為超級大國。在每一次的“衰落”論之後，都是美國的重興。此次金融危機之後，是否也將是如此情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