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當今國際體係中，的確是在醞釀著各種變化，不久前20國金融與世界經濟峰會在華盛頓的舉行，就頗具深長意味。這不是七國的峰會，也不是八國的峰會，而是涵括了一批（而非一個）新興大國的20國峰會。這一峰會進程，將於2009年4月在倫敦延續。
讀者諸君請勿以為我跑題。其實，所有這些都同中國以及如何認識中國、如何認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有關。未來中國應走、會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世界在關注、在議論。中國自己也在思考、在定位。
中國的道路
時下，人們好談各種“主義”，似乎隻有談“主義”，才是懂理論的表現。其中存在較極端的現實主義乃至“進攻性現實主義”，在它看來，崛起的大國無論何時都必定追逐權力，擴張權力，到一定時候，必然要跟作為既得利益者的現存大國發生衝突。它還認為這是一種常態，乃至是“規律”。這是對中國未來發展一個意味深長的理論挑戰。中國能否避免大國崛起後必定會發生劇烈碰撞的曆史宿命論？中國能否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一條崛起了然而又是和平地崛起；不僅是自身和平地崛起，而且經由自己的行為、思想、主張進而推進世界的和平與和諧。對於未來中國，這真是實踐上和理論上一個重大的課題。
我是不信曆史宿命論的，也不信結構決定論或別的什麼決定論。我發現，在各種人類事務中人的能動作用既深且廣，曆史的發展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偶然性。這一事實表明，在事物的發展中，人的能動性具有相當廣闊的空間可供其發揮作用。遠的不說，2000年美國大選的戲劇性加偶然性，導致了一個後來被中國人稱為小布什的人出任美國總統。想當年，若是情形稍有不同，便是其對手戈爾勝出（別忘了佛羅裏達計票之爭，而且是他贏得了更多的選民票）；而若是戈爾出任，那麼過去八年的世界和全球政治無疑就會大為不同，比如伊拉克戰爭就很可能不會發生。假若伊戰未發生，那麼世界事務中林林總總的很多情形都將隨之不同等等。掩卷思之，不免令人唏噓。
因此，崛起的中國如何與諸大國、與世界共處，也是“事在人為”。從過去“革命導向的中國”到現在“建設導向的中國”，這一變化可稱巨大。我們看不到再回到過去的可能性，卻能看到在當前的道路上繼續和平發展的極高可能性。中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國家，有多至14個陸上鄰國，還與為數不少的國家隔海相望。在這種地緣條件下，周邊地區和周邊外交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相比之下，美國有東西兩洋的天然屏障，以及北南方向與相對弱小國家為鄰，可稱幸運。雖說恐怖主義在一定意義上削弱了這一地緣效應，但在很大程度上其影響依然。）1949年以來6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與其眾多陸上鄰國一個個地相繼解決了領土爭端和劃界問題，僅剩老大難的中印劃界尚懸而未決。這一事實所反映出來的，應是中國一種出於善意的合作行為，因為，邊界糾紛通常是挑起事端的自然而方便的借口。但中國並未作如此選擇，而是選擇一種與他國共同解決問題的合作行為，為什麼？難道這不是一個可供中外觀察家、學問家們參考和深長思之的問題嗎？
可以有把握地說，中國與世界、中國與當前及未來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在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中都將是世人關注的重大問題。在這方麵，俄羅斯過往的實踐提供了一個參照係。蘇聯瓦解後，俄羅斯一度采取了無條件移植、擁抱西方製度的方針，東施效顰，喪失了自我，其結果是不倫不類，導致國家混亂不堪，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即如加入西方七國集團而成八國，表麵上似乎在這個大國俱樂部中擁有了一席之地，其實仍被另眼看待，它當然冷暖自知。在一種蒙受羞辱的心理狀態下，俄國國內出現了對20世紀90年代的反彈。俄國在走上複興道路的同時在一些問題上不惜與美國和北約對峙……在我看來，他國的這一經曆頗值玩味。對於中國來說，國家已經走上一條新路並將繼續前行，這條新路，對內是具有中國特性的，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外也是具有中國特性的，是自主的、具有創造性的，絕非是喪失了自我的，而是能夠提供一種補正，為世界帶來更多和平、更多和諧的一個崛起中的大國。這意味著建設和創造，也意味著責任。未來果能如此，我們將在下一個三十年和六十年看到一個更為精彩的中國，以及一個更多公平正義的世界。是所期盼。
（載《文景》2009年1——2月合刊；另載門洪華、任曉主編《中國改變世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