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官製之外，王莽還對政區建製進行了大手筆的改革。長安的城郊被劃分為六鄉，三輔地區（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則劃分為六尉郡；洛陽的郊區被劃分為六郊州，河東、河內、弘農、河南、穎川、南陽統稱為六隊（讀遂）郡。長安、洛陽五百裏以內的地方稱為內郡，其他地方則稱為外郡，另外還有邊郡，全國共一百二十五郡，重新劃分的九州之內有二千二百零三縣。郡縣的數目大量增加。
由於行政區劃的大幅變更和郡縣名稱的頻繁變易，把人們弄得暈頭轉向，就連皇帝的詔書上都得注明新舊的郡縣名稱，怕人們搞混了。王莽希望將整個帝國劃分得如同棋盤一樣整齊劃一，符合他胸中的理想藍圖，與經典和傳說中的天下格局保持一致。但調整行政區劃關係到方方麵麵，千頭萬緒，是一件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事，進行得如此草率和急於求成，不是無法落實，就是徒增煩惱，人為地製造混亂。
絞盡腦汁反腐敗
王莽本身為官清廉，嚴於自律，所以上台後，打擊貪官汙吏是勢在必行。王莽重視監察製度，在中央層麵設置了司恭大夫、司從大夫、司明大夫、司聰大夫、司睿大夫等監察官員；針對地方的監察，王莽設置了部監二十五人，每個人負責監察五個郡；另外，還有中郎將、繡衣執法等負責中央對地方的監察；在郡縣裏，還設有執法左右刺奸。
但這些監察官員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遏製貪官汙吏，反而與貪官汙吏勾結在一起，狼狽為奸。王莽大失所望，情急之下，決定自己把一切工作都抓起來。政府所有的機要部門、國庫和負責錢糧的官員，都由他身邊的宦官來管理；下麵送上來的密件，由宦官當著他的麵拆封。
靠一個人的力量來駕馭一個龐大的帝國，談何容易。王莽經常要熬通宵，但還是處理不完繁雜的政務。以至於地方上來請示工作的人，要在長安滯留幾年，還等不到答複。首都衛戍區的士兵們三年都不能換防。一手抓的結果就是政府幾乎癱瘓了。
這招不靈，王莽又出新招，絕對有超前意識的“高薪養廉”，而且是別出心裁的“浮動工資製”。天鳳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宣布實行新的俸祿製度，大幅度地提高各級官吏的工資待遇。按照新的俸祿製度，官吏的工資被劃分為十五等。最低級的幕僚的俸祿是一年六十六斛，而俸祿最高的四輔則是一萬斛。
王莽還別出心裁地規定，官員俸祿的發放情況與老百姓的收成掛鉤。如果老百姓獲得豐收，官員們就能拿到全額工資；相反，如果發生災害，莊稼歉收，官員的俸祿也遞減。這種浮動工資製是要表明朝廷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同時，也是督促各級官員勤政愛民，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由此可見，王莽在廉政、勤政建設上真是用心良苦。
遺憾的是，高薪養廉也無法滿足一些官員不斷膨脹的貪欲，特別是由於連年災害，官員們拿不到足額的俸祿，紛紛貪汙受賄，謀取不法之財。天鳳五年（公元18年），眼看著高薪養廉製度達不到應有的目的，王莽忍無可忍，決定采取鐵腕手段打擊貪官汙吏。
這一年，王莽下令徹查從始建國二年匈奴寇邊以來，軍隊將領和邊郡官吏貪贓枉法的情況，將他們積累的不法財產的五分之四沒收，充作軍費。這次肅貪行動的聲勢很大，負責的官員在帝國境內往返奔波，發動下級軍官告發高級將領，甚至鼓勵奴婢揭發自己的主人。可惜，這種暴風驟雨式的肅貪行動隻能奏效於一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貪汙腐敗問題。風頭一過，貪官汙吏繼續橫行無忌，瓦解著帝國政權的大廈。
虎頭蛇尾的經濟改革
與政治領域的複古改革相比，王莽在經濟領域的改革同樣激進和大刀闊斧。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他推行的“王田製”和改奴婢為“私屬”，禁止買賣的改革措施。
早在王莽當“假皇帝”的時候，就搞過局部的王田製實驗，效果應該不錯。所以，王莽正式登基後，在全國範圍內廣泛推行王田製。所謂王田製，就是古老的井田製。按照孟子的說法，“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