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那就讓我們說說這方麵的事情吧。哪一位來說？
叢治辰：
那就我來說吧。屈原年少得誌，受到楚懷王的信任和重用，因此招來很多嫉妒者，其中的上官大夫靳尚就策劃了一件事情：屈原正在替楚懷王擬定一個憲令（國家法令），他來了，說：“你能不能把憲令的草稿給我看一下？”屈原想：“我把草稿給你看了，被你私自篡改豈不麻煩？”於是拒絕了，那人就灰溜溜地走了。
這個人為什麼會跑過來看草稿呢？因為屈原老說自己是“受天命”的，政治主張上很“改革”。而靳尚，包括後來參與到陷害屈原事件中的公子子蘭、鄭袖都是保守派，這個草稿很可能傾向於改革，屈原擔心讓他們看了，他們會篡改。於是，就把靳尚給得罪了。加上以前的一些積怨，他就到楚王那裏，演了一出小人戲。他一見楚王就說：“大王啊，您要改革，為此要做個憲令，大家都知道這是您的英明，屈原隻是給您打個草稿罷了，誰知他每寫完一條就出去吹噓，說：‘你看看我多牛！這些都是我寫的！’”小人不僅會對當權者諂媚，而且很會抓住人的弱點：屈原確實有點自戀！這麼一挑撥，楚王果然很不高興。屈原就這樣遭到了楚王的疏遠，以致流放。流放是屈原的不幸，卻是中國文化的大幸——正是因為流放的鬱悶，屈原才寫下了千古不朽的《離騷》。
王安安：
屈原的流放是靳尚、鄭袖和楚王三人合力造成的。一個成功的統治者、英明的領導人，對小人的讒言理應有一套自己的判斷標準和處理方法。所以，楚懷王對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餘秋雨：
但是，同時你應該看到，造就屈原的深切詩情，恰恰也有這個楚懷王的一份。屈原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對楚懷王的情感一直無邊無沿。他走得再遠，也把楚懷王作為一個傾訴對象。因此，不管我們多麼責怪楚懷王，他也是屈原詩歌中的一個主角。我這麼說，又是文學思維與政治思維的一個重大區別了。
即使從政治思維來說，楚懷王也讓屈原割舍不下。楚懷王能夠在屈原那麼年輕的時候對他加以重用，可見眼光獨到。他交給屈原的任務，也是當時楚國政治、外交上的敏感點，因此他不能不對屈原的所作所為高度敏感。屈原不可能傲視楚懷王，但純淨如他，又必然把楚懷王對他的任用看作是一種全方位的信任，因此不會曲意奉承，隻會安然自得。這種神情，也會讓楚懷王覺得不舒服。而這種不舒服哪怕隻有一點點，也是小人挑撥的起點。屈原始終不敢承認，他對楚懷王一廂情願的知心判斷隻是一種幻覺。由幻覺所產生的期待又切斷了他與楚懷王進行政治對話的正常方式，這就造成了無可挽救的分裂。
正是這種分裂，產生了一種正麵效果：使中國的文學和詩歌，從政治語境中分裂出來，漸漸自立自為。屈原，在流放地讓詩歌流放，並因流放而獨立、而偉大。
屈原的生平記載是從遭受誣陷開始的，諸子百家中隻有韓非子與他相似。但韓非子主張殘酷的刑罰，所以很少得到後人的同情。由屈原，人們開始用集體情感救贖一個個遭受誣陷的文人。
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種主動選擇，而屈原的流浪卻是一種被迫無奈。這又構成了另一個起點：自屈原以後，中國知識分子主動流浪的人越來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卻越來越多，最終組成數量龐大的貶官文化。屈原就是貶官文化的起點。
現在我建議談談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
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與一次外交災難有關，他生於“天下一統”的前期——一個縱橫捭闔的外交時代。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要聯合誰？反對誰？”作為政治家的屈原，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是比較準確的，那就是“聯齊共抗虎豹之秦”。可是，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的實踐是失敗的，尤其是他出使齊國，而秦國的張儀出使楚國，在這場較量中，屈原輸給了張儀。原因很簡單，屈原的高貴人格中容不下欺騙。張儀用“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裏”的謊言欺騙了楚國，取得了外交聯合中的勝利。張儀也好，蘇秦也好，韓非子也罷，作為政治家，他們雖說失去了祖國，但贏得了天下，是成功的。但屈原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國。他的被放逐、流浪是一種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