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晟：
常人根本理解不了阮籍，就跟鑰匙和鎖不配套一樣。他這把孤獨的鎖，找不到鑰匙。這就跟“高山流水”一樣，真的是碰上知音才行。
餘秋雨：
說得不錯，這個到靈堂裏來彈琴喝酒的人就是嵇康。嵇康比阮籍還要厲害，他是大學問家，對道家和《易經》都研究得很深，但他整天在洛陽郊外打鐵，當然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擺脫常規。當時，一起打鐵的還有他的一個朋友向秀。向秀給他拉風箱，做做零碎活。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向秀，他也是個大學問家。這麼兩個人埋頭幹活，也不怎麼講話，這種感覺很特別。
王安安：
比較起來，嵇康的性格比阮籍要暴烈得多，甚至有點不近人情。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這樣的性格肯定會給嵇康惹麻煩。
餘秋雨：
你們都讀過我對嵇康遇害的描寫，這兒不重複了。簡單說來，司馬昭政權無法容忍一個不願合作的獨立知識分子，於是借著一個事件，受到小人的挑撥，嵇康便慷慨赴死了。死前，還在刑台上彈奏了古曲《廣陵散》。
裘小玉：
“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這種從容態度，真是連死也死得不同凡響。
餘秋雨：
這就是魏晉名士的風采。按照羅宗強先生的說法，他們把莊子的理想人間化了，也就使生活變得詩化、藝術化了。
王安安：
確實感覺他們是把生活藝術化了。不是在過日子，而是把自己所有那些不能實現的理想，都放到自己的生命裏去燃燒。於是，就迸發出非常燦爛耀眼的光芒來。
餘秋雨：
他們鄙視權貴、漠視世俗、傲視成規、無視生死，最後凝聚為一種充滿詩意的孤傲美和寂滅美。這種生態在後來世世代代知識分子身上無法重複，後人隻能仰望，或者，隻能局部模仿。
他們的這種心態，還包含著一個特別的話語方式，那就是清談。我們前麵已經說到，他們在一般情況下很少說話，但一說起來，便延伸為一種雲遮霧罩的冗長結構，一種超塵脫俗的話語邏輯。
我想聽聽你們對清談的理解。
劉璿：
我早就關注清談，查過一些資料。清談是源於漢代的清議，就是品評人物，那時，其實是為了選拔官吏。縣裏麵品評一下，覺得這個人好，就推薦上去當官。後來，品評的權力集中到了名士手裏，名士如果說這個人很牛，那這個人就暴得大名。這種品評最早是針對道德，後來，慢慢發展為評價一個人的風度儀態如何，後來又慢慢發展到了談玄。我覺得就品評人物這一點來看，清談還是有積極意義的，是以一種輿論的方式來幹預政治。
餘秋雨：
討論清談，不要過多地著眼於它的內容和目的。不在乎內容和目的，恰恰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它不是學術爭論，也不是主題研討，更多的是一種智力遊戲和社交活動。一有固定的內容和目的，魏晉名士們就覺得俗了。清談在進行過程中，也不講究尋常邏輯，隻求驚世駭俗。它在無功利、無對象的世界中遊蕩，並獲得快感，有點像西方現代派的“意識流”。但“意識流”主要集中在寫作，而清談卻需要與他人一起進行，而且必須讓潛行的意識外化為語言，而且語言必須漂亮。在這樣的智力遊戲中，一些模糊又飄逸的概念也有可能獨立出來，獲得智力論定，例如像當時一直搞不清的“無”和“空”這兩個概念的差別。清談又建立了一個特定的社交圈子，就像後來法國的沙龍那樣，構成了一群貴族知識分子的聚合。這在非常講究實用的中國社會中，具有獨立和逆反的色彩。但是，他們又洗去了政治色彩。
清談的最大貢獻，是大大提高了中華文化的“非實用智慧”，這對今後哲學的推進至關重要。當實用的羈絆被擺脫，思維就可以在抽象的天域裏自由漫遊了。中國傳統思維為什麼缺少自由漫遊的廣度和深度？當代研究者往往以為是受製於政治，但是在我看來，更受製於實用。
叢治辰：
“清談”這件事情好像後來名聲很糟糕，大家總要說什麼“清談誤國”，但我覺得這是比喻的用法，意思是你們知識分子搞那些文化的東西都沒有用。救國靠的是實力，是武力。這樣說的人當然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時候就有很多。可是如果硬要說清談誤國的話，那什麼不誤國？寫詩作詞不誤國嗎？畫花賞鳥不誤國嗎？文化發達的文明一定比野蠻的豺虎之邦要孱弱——軍事上打不過人家。所以，把誤國的罪過推給清談、推給文化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