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璞：
我覺得民生問題是最重要的。我們在談唐朝的時候，一個直觀的感覺就是唐朝的經濟繁榮，國力昌盛。杜甫有一首詩就說，盛唐時“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唐朝有一年因為犯刑事案件而被處以死刑的隻有二十九個人。這說明那個時候人民的生活非常安定，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
餘秋雨：
這一切，都說明唐朝最有資格享有一個概念——頂級的曆史生命力。
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唐太宗的陵墓昭陵。這麼一個可以說上千言萬語的盛世開拓者，在墳墓上隻用六匹他騎過的戰馬浮雕來默默地概括自己的全部生平，再也不講別的什麼話。這真是一個馬背上的時代。
隻有大家都認識這六匹馬，這個設計才能成立。但是，如果大家都認識這六匹馬，那該是多麼令人神往的景象！
果然，大家都認識。
那就讓我們也好奇地來認識一下它們：第一匹叫颯露紫，是征戰王世充時的坐騎；第二匹叫拳毛，所謂就是一種黑嘴的黃馬，是征戰劉黑闥時的坐騎；第三匹叫青騅，所謂騅就是青白顏色相間的馬，是征戰竇建德時的坐騎；第四匹是什伐赤，是征戰王世充和竇建德時的坐騎；第五匹是特勒驃，所謂驃就是白點子的黃馬，是征戰宋金剛時的坐騎；最後一匹叫白蹄烏，是征戰薛仁杲時的坐騎。
這六匹戰馬的浮雕，在當時已成為“社會公共圖像”。唐代的氣韻，由此可見一斑。
這六匹戰馬的浮雕，現在有四匹收藏在陝西省曆史博物館，另外兩匹則流落到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館。我由於太喜歡了，這幾年正與幾個朋友一起，試圖說服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館，找個什麼合適的地方讓六匹聯展在一起。但他們知道自己“收藏”得不夠道德，怕中國民眾不願還回去，不敢拿出來。
一個敢於用幾匹戰馬概括曆史的朝代，一定是輕鬆而幽默的。因此，唐代沒有朝廷頒布的“主流意識形態”，更不提倡“國學”之類。這就像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不會把主題思想印在封麵上。或者，像你們這樣一批優秀的北大學子，也不會把某句共同的格言，一起寫在額頭上。
很多掛在外麵的口號，往往是大家做不到，才發出的一種焦急呼籲。我們在曆史上經常聽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這個口號並不證明中國人曆來不打中國人，恰恰相反，倒是證明了中國人老打中國人。同樣，過於強調某個理念、某種學說，都隻能說明大事已經不妙。唐代信心滿滿，既沒有這種危機感，也不會產生種種文化藥方。
在唐代，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信仰，也可以隨時改變。大家尊重各種思想，卻又不迷信它們，保持著自己的獨立和自由。
李白比較接近道家，也受過儒學的深刻影響，否則他不可能有那麼多建功立業的理想。但是他一開口就是這樣：“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這麼一種態度，放到今天，可能在網絡上就被人家罵死了，但在唐代卻很正常。大家都覺得特別接近儒風的杜甫，也可以對自己早期學習的儒學產生一些懷疑。比如杜甫有這樣的詩句：“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生”……杜甫說了這麼多調侃的話，並不是說他把儒學丟掉了。白居易對儒學曾經投入很深，到了晚年卻更接近佛教。王維也是如此。
不僅詩人如此，甚至連皇帝也如此。唐太宗更接近於道家，但當他聽說玄奘從印度取經回來的時候，就非常興奮。玄奘當初其實是違反了邊疆管製法令出去的，按照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偷渡。玄奘回來後，在半路上給唐太宗寫了一封信，請求處治。但是唐太宗真誠地歡迎他，稱他為“師”，兩次邀請他還俗做官。遭到玄奘拒絕後，唐太宗還為他安排了很好的譯經場所。
就這麼一來二去，唐代使中國文化更豐富、更完整了。我們不少學者太喜歡把文化提純，其實，提純後的文化一定是衰弱的。唐代的中國文化，因不提純而強大。
唐代的文化話題太多，我們不妨在製高點上多逗留一陣，因此下次還是延續對唐代的討論。我受到王安安同學發言的啟發，已經想好下一個課程的題目：盛唐是一種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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