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書海（時任中國駐大使館印尼翻譯）：總理知道這些國家是受了美國的挑唆，這些國家不是我們打擊的對象，如果中國和他們吵會就開不下去了。
解讀：按照“萬隆會議“的日程，中國代表團的發言本來是被安排在前麵，但是為了更多地聽取不同意見，周恩來特請大會批準將中國代表團的發言放在盡可能靠後。同時根據會場出現的新情況，總理19號下午的發言並沒有采用事前已經準備好了的發言稿，而是臨時起草了一篇補充發言，這篇“補充發言”不僅簡短，富有針對性，而且提出了“求同存異”的嶄新說法。
黃書海（時任中國駐大使館印尼翻譯）：總理發言後引起全場沸騰！熱烈鼓掌！梁鳳翔，1955年印尼《生活報》的記者，當年曾全程參加了亞非會議的報道，對於總理在第一次發言後各國媒體的熱烈反應至今仍記憶猶新。
梁鳳翔：“當時各國記者馬上都衝出去到電報房和電話房搶著發消息，我記得美國的一個記者也說，總理的發言平靜而有理。”
解讀：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的第一次發言坦誠、智慧，他的出色表現和政治家的個人魅力使亞、非29個國家很快了解了中國，他所提出的“求同存異”的口號不僅使每一個與會代表都表示讚同，而且這個口號一經提出，立即驅散了一度在“萬隆會議”上空凝聚起來的陰雲，更為後來大會繞開爭吵、避免分裂起到了扭轉方向的作用。
司徒眉生：“求同存異”四個字挽救了“萬隆會議”。當時蘇加諾總統最為周總理擔心，但是後來聽了總理的發言，看到會場上的熱烈反應，蘇加諾總統對秘書長說：他“心頭的一塊大石塊才落了地”。
筆者：如果說“萬隆會議”曾經出現過危機，一共有幾次？
黃書海（黃書海——時任中國大使館印尼翻譯）：一共有三次。
康岱沙（時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研究室主任）：整個亞非會議全過程，每一次遇到破裂，關鍵的時候周總理就以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原則來做工作，他提出亞非國家討論世界和平和合作問題，為什麼不可以撇開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製度？以和平、合作為共同基礎？這樣我們就能夠達成協議，組成保衛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真是影響了與會代表，這個思想一直貫穿了全過程。
解讀：1955年4月22日以後，“萬隆會議”已經進入了分組討論，此時個別代表突然並提出台灣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交給國際社會托管。麵對這場突起的風波，23日上午，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有五個發起國及菲律賓、泰國、中國組成的8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由發表了簡短的聲明。
黃書海（時任中國大使館印尼翻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聲明，總理講了三句話。第一，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第二，中國不願意和美國打仗；第三，中國願意就解決中美關係問題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
解讀：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不斷地平息著有可能導致會議破裂的一波又一波浪潮，始終堅持亞非人民應該團結起來，在“求同存異”的出發點上尋找和平與合作的路徑。周總理的每一次發言並不是沒有原則，而總是恰到好處地發揮了靈活性。
康岱沙：總理做人的工作真是太辛苦了。
筆者：您說的做人的工作是指什麼？
康岱沙：會上出現問題，總理就下來做工作，心平氣和地和大家交談，很多反對派就最後采納了中國的意見。
解讀：經過會上、會下的努力，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在“萬隆會議”上贏得的信任越來越大，而就在會議即將結束，將要誕生29國聯合公報之前，一些代表因為公報的措辭又引發了爭議。
黃書海（時任中國大使館印尼翻譯）：比如有人說“和平共處”是你們共產主義國家使用的名詞，他們不願意接受，想避開。
康岱沙：大會明天就要閉幕了，總得有個東西吧？是否能夠順利閉幕，當時大家都捏著一把汗。
黃書海：總理就說那好啊，我們可以換一個說法，采用聯合國憲章中所提出的“和平相處”。
解讀：“萬隆會議”通過中國代表團和其他主張和平與發展國家的共同努力，最後終於誕生了一個29個國家一致同意的《十條原則》，這份劃時代的《聯合公報》完全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中國代表團、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為大會取得成功做出了艱苦的努力。因此就在會議剛剛結束的4月25日傍晚，黎巴嫩大使來到周總理的住地，感慨地對總理說：“總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說，這次會議你贏得了每一場戰鬥的勝利。我們有機會看到中國共產黨人是怎樣辦事的，而且我們發現你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圍繞著你們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萬隆會議”是亞洲、非洲從此改變命運的一次曆史性盛會，中國代表團為大會所做的貢獻有目共睹，但是國際反共勢力為了阻撓這次大會的順利召開，啟動了種種暗殺計劃，其中4月11日，中國政府包租的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 飛機，在主要搭載了出席亞非會議的中方工作人員，自香港飛往印尼的途中，突然爆炸，機上11名乘客全部遇難，這給尚未召開的“萬隆會議”帶來了極大的恐怖威脅。
筆者：要暗殺周總理是不是就是為了阻撓周總理去萬隆？
莊世平（時任香港地下黨員主要領導）：對，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有聲音了，強大了，要反攻大陸叫囂不就沒有了可能？
解讀：50多年來，“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始終蒙著一層神秘的麵紗。而不久前剛剛解密的中國外交檔案揭示了整個事件的全過程，也將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展現到了人們的麵前——1955年3月，周恩來將率領中國代表團包乘“克什米爾公主號” 飛機取道香港前往印尼。台灣特務感到這是一次謀殺周總理的絕好機會，於是策劃了飛機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