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籲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形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嶽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嶽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故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製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這篇文章讓主考官，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當代文壇宗主歐陽修青眼有加。本來嘛，宗主這朱筆一勾，蘇軾第一名實至名歸。
可是。不得不說，古往今來，很多事情壞就壞在這兩個字身上，本來是大河滔滔水到渠成的事。老歐稍加遲疑，事物就稍稍偏離了既定的運行軌跡：如此文采出自誰手呢？該不會是自己的得意門生曾鞏（也就是後來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鞏）所作的吧？
如果將曾鞏列為第一名，那就麻煩有點大，眾人的眼睛會像刀子一般，保不準會向徇私舞弊、護犢子這樣的方向削過來？那樣，不言自己，曾鞏也就無比麻煩了。就算歐陽修這樣的大家也理所當然地具有大眾心理，未能免俗。為了避免無謂的是非，歐陽修隻得忍痛割愛，將這篇文章列為第二名。
他沒能想到，他看到的天下第一文章，乃是來自眉山的小夥兒蘇軾的大作。緣於歐陽修的一念之差，蘇軾與第一名失之交臂。
常言說字如其人，每個人的字體在人世間都是獨一份，不可複製。即便誰費盡工夫臨摹得形似，那神似也要差那麼一點點兒，自個兒的字體一定會攜帶著自個兒的某種性格特征。不是歐陽修眼拙，連弟子的字體都看不出來。原來按照宋代科舉的考試法規，為了防患於未然，堅決杜絕考官和考生徇私舞弊的現象，在試卷收齊之後，先由辦事員將所有考卷登記在冊，接著由書記員將所有考卷重新抄錄一遍，然後將抄寫好的試卷送交考官評閱。那個時代的書記確實是名副其實的書記，純粹的書寫記事，不似現在政府官員。這樣，最終落到考官手裏的試卷，稱為“糊卷”，統一格式，統一筆體，既看不到作者的姓名，更無法辨認考生的筆跡，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公平公正。可見宋代的科舉製度在保密工作方麵是可圈可點的，也是值得現代人借鑒的。
關於這篇文章，還盛傳著這樣一段佳話：
上文第二部分中有這樣一段論述：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上古堯帝的時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個罪犯死刑，堯帝三次赦免他。因此天下人都懼怕皋陶執法之嚴厲，而樂見堯帝用刑之寬仁。
文中的“皋陶”讓腹有詩書的歐陽修百般不解：好好一個舜帝時期的法官，還曾被大禹舉薦為繼承人，怎麼就成了堯帝的執法官了呢，難道是我記混淆了，我讀的書不少了，這個典故怎麼聞所未聞呢？
文壇盟主確實具有盟主之範兒，對待學術問題從來都是一絲不苟的。這個歐陽修，雖然在判卷子時沒有武斷地追究，但絕不像《皇帝的新裝》裏的皇帝、大臣那樣裝“聰明”，難得糊塗下去，極具一竿子插到底的鍥而不舍的勁頭。揣摩這個疑慮揣摩很久，有一天，恰巧蘇軾來訪，他馬上提到這個茬兒，待解謎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