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瀟瀟說：我認識觀世音菩薩，但是觀世音菩薩不認識我。
我說：我認識音樂家霍爾琴柯，但他現在肯定還沒有回到拉薩。
孫學明說：你再想想有沒有別的熟人。其他人分頭行動，手機都開著，有線索立馬通報。
我突然想起我在文聯不是還認識幾個人麼？馬麗華呢？她這會在哪裏？她是一個靈魂如風的人，是一個用生命遊曆西藏的真正的詩人，她曾經沿著一條向上的路，直抵最接近天穹的地方。聽說她一到那裏心髒就不太好了，保重啊。我趕緊給文聯打電話尋找馬麗華，文聯的人說她近期不在拉薩。那麼還有誰呢？秦文玉？他已經不在了。那一年我們來拉薩到他的寒舍裏做客，那是真正的寒舍，家徒四壁，空空蕩蕩，好像這裏沒有生活，生活都在外麵，在曠野裏大山上，或者高聳的喇嘛廟裏。他把所有的東西搬來讓我們坐。我們坐下來，愉快地和他高談闊論。老秦後來寫出了《女活佛》；再後來他離開了西藏，到別處做官去了；做了官又當差到別處的別處，像太陽一樣冉冉升天了，升上去後就再也沒有下來。現在想起來，老秦都是叫那官位給害的，他命裏沒有做官的因緣，可是別人讓他做他就做了，結果就早早地離開了我們。我猜想在他離開人世的時候，西藏的某個地方，一定響起了超度亡靈的人頭鼓--青藏高原對愛過它的人，從來都是記得的，從來都不會有絲毫的慢待。突然又想到還有一個叫阿來的，沒見過麵，但總是可以打聽一下十二丹瑪寺的下落吧？於是又打電話到文聯，接電話的人說他不在文聯，他自從寫了《塵埃落定》之後就一直呆在麥其土司的官寨裏。我突然想到，其實塵埃何曾落定了呢，阿來就是一粒塵埃，所有的生命都是塵埃，秦文玉當然也是一粒塵埃，既然是塵埃，離開人世也就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不就是死麼？人都會死的，隻不過是有先有後罷了。在宇宙的洪荒裏，幾十年的先後根本就看不出區別。
張文華坐著張長壽的北京吉普去了哲蚌寺，周寧坐著劉國寧的切諾基去了色拉寺。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一個人來：賀思旭，我們居然忘了我們的朋友賀思旭。孫學明立馬掏出手機，撥通了日喀則山東大廈常務副總經理賀思旭的手機。
賀思旭說：誰？孫學明？你怎麼想起給我打電話了？什麼？你到了拉薩？好幾個人呢？你怎麼提前不告訴我？你們現在在什麼位置？我也在拉薩，後天回日喀則。有什麼事情你們盡快辦，晚上我在八廓街的黃房子就是瑪吉阿米餐廳請你們吃飯。
孫學明說：我們現在在娘熱路和北京路的交接處，我們的事情就得找你才能辦。
賀思旭說：那好，你們等著，我馬上過去找你們。
孫學明說：我們現在在娘熱路和北京路的交接處，我們的事情就得找你才能辦。
賀思旭說：那好，你們等著，我馬上過去找你們。
二十分鍾後，一個微胖的風采卓然的漢子瀟灑地走下他的巡洋艦，朝我們大步走來。我們一看，正是賀思旭。
賀思旭是1998年5月20日來西藏的內地對口援藏幹部。他曾經給我講過一個人與動物的故事，讓我一想起來就感動不已，也意識到宗教有時候並不僅僅是作用於觀念的信仰，而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行為方式。
他說有一天我在拉薩街上看到一個四川人在拿著皮鞭耍猴子，圍觀的藏民個個怒目而視，有一男一女拿著大餅不停地給猴子喂。我想我差不多也是一個西藏人了，我能做點什麼呢？我猶豫了半天，掏錢買下了那隻波密紅猴，交給了喂猴子的一男一女。我說你們要是願意就養著，要是沒有這個能力，就把它送到寺院裏去，那裏肯定有專人喂它。或者可以這樣：這隻猴子來自波密（藏南森林地帶），要是有人去那裏，就讓他把它帶去放回森林，那裏是它的老家。（我理解賀思旭的做法，他不是在做一件好事給別人看，而是在安撫自己的靈魂，安撫一個在西藏的氛圍裏漸漸自然化了的靈魂。）
他說以後我聽人說，那一男一女既沒有把猴子送給寺院，也沒有交給別人帶去波密。而是自己上路，朝波密步行而去。從拉薩到波密，往返一千多公裏，常年跋涉，風餐露宿，一路上討吃要喝，受盡苦難，就為了送一隻猴子回老家，就為了完成我的囑托，而且沒有喧囂，不必讓別人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精神？相比之下，我們太慚愧了。
他說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我一輩子都想講給別人聽，一講我就想哭，這才叫人哪，這才是真正的西藏人。這裏不是宗教，不是欲望，不是為了得到，更不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是超越了宗教和生存的對自然的無條件的親近。過去我總認為人生在世，生存是最重要的，現在看來，最重要的應該是對生命、對自然懷有一種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個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價值的，就是虔誠地熱戀，包括熱戀自然，熱戀你的靈魂。這是西藏教給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