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越：你說你“臨事而懼”，懼什麼啊？
於丹：這種“懼”，我覺得有很多方麵。第一個方麵，再講《論語》是一種責任。第二個方麵，這次開講對自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第三個方麵，就是我也懼現在的這種生活狀態。在講《〈論語〉心得》之前，我就是一個很安靜的大學老師。張越你認識我的時候，我都是在中央電視台講電視傳媒。
張越：對，在開策劃會的時候。
於丹：我已經講了十多年的電視傳媒，這是我的專業。但是，現在各個地方請我的人都是讓我去講國學，講孔子，講莊子。這些內容都是我喜歡的，但是如果讓我不停地講這個，我內心也有懼怕，因為人的時間、精力就是那麼多，我一直講這些，那我的專業又該怎麼辦呢？畢竟我還要給學生上課，我自己還要再進修，那麼時間上就會越來越衝突。在我內心，所有這些都是懼的理由。
張越：聽到你懼，我倒挺安慰的。我做電視做了十多年，每次錄節目之前都特別害怕。我以為別人都不害怕。我終於發現，大家都以為於丹不害怕，其實她也害怕，我算踏實了。
於丹：有太多人認為張越從來不知道害怕，你看你笑得多有迷惑性啊！現在說起來，我們都害怕，是吧？
張越：嚇得後背都濕了。
於丹：那是你穿多了。
張越：“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這是聖人之道，但是其實我們還是會懼的。
於丹：對。不過，孔子說到“臨事而懼”這四個字的時候，後麵還有四個字，叫作“好謀而成”。也就是說，你遇到一件事，有點害怕，說明你心裏在乎，你認真對待了，但不能怕得連這事都不做了。你要好好用你的智慧，全心投入，認真謀劃，最後把它做成了。由“懼”而到“成”，這個“懼”才有價值。如果“懼”到放棄，它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張越：2006年“十一”期間你第一次開講《〈論語〉心得》，那時你覺得這有可能引發一場全國範圍的國學熱嗎？
於丹：當時我以為隻是幫萬衛老師一個忙。今天想起來，開講《〈論語〉心得》這件事對我來說有一點喜劇色彩。後來弄成這麼大的一件事，我真是沒有想到。
我們這個組的主編王詠琴老師曾經私底下給我透露了一個秘密的故事。當時台裏決定講《論語》，讓她編《〈論語〉心得》節目，萬衛老師寬慰她說，沒關係，反正經典必須得講，這就算是上麵加一個任務，如果這個節目做完後反響不好，不會追究你們的責任。你想，萬衛老師跟我熟，讓我講一個我就講一個，當時我就反穿背心上台講。萬衛老師沒當回事，還跟王詠琴老師說做不好沒事。我們大家都這樣放鬆。我估計這件事不僅我始料未及，連《百家講壇》也始料未及。我們都覺得要認認真真把這個事做了，畢竟《論語》是經典，對著孔子我們不能不認真，但做完也就完了，後麵怎麼樣我估計當時大家都沒想過。
張越：這種事情也是經常有的。我最早走上電視也是這樣，人家告訴我沒找著合適的嘉賓，讓我去當一次嘉賓，幫一個忙，就去了。錄完之後，其實就是讓我做了主持人。我自己當時並不知道，要知道就幹不了了。
於丹：後來就不是幫了，而是一直在這兒忙著了。
張越：對，所以無知者無畏嘛，一開始誤打誤撞就做起來了。
於丹：有畏的時候，你就開始有智了。
張越：你那次講完《〈論語〉心得》，我記得在中關村做第一次簽售。我聽敬一丹說，她去中關村，就老遠地望見一堆一堆的人，車都堵了，她當時的反應是中關村出事了。
於丹：我也以為出事了。我當時想，我怎麼趕上一個出事的時候上這兒來呢？給我耽誤了怎麼辦？
張越：後來你才知道，那個惹事的就是你。
於丹：後來接我的那車就直接開到地下車庫，而且把我拉到一部貨梯那兒。工作人員說，你必須走貨梯上去。我才把這個事跟我聯想起來。我都不能走正常的道路了，而要從貨梯上去，到簽售現場。
張越：《論語》距今兩千多年了，為什麼忽然之間你在今天這個時刻引發這麼一場熱潮？你想過嗎？
於丹：我不開玩笑地說，這件事情不是我引發的，而是大家心裏積蓄的東西太多了。我是做傳媒的，起碼知道傳播的時候，隻有這個信息在被期待的時候它才是有用的，才能被接受。如果沒人期待，你一個人在這兒說吧，大家根本聽不入耳。
我覺得，現在人們心裏有著很多很多的困惑，一直都在尋找答案。不能說《論語》給出了唯一的答案，但是它給我們的尋找提供了一個坐標。
我想，所謂對於國學的關注，僅僅看這個世紀之初還是不夠的。我們也不用說兩千多年來有多少巨變，其實就看整個二十世紀，我們經曆了什麼呢？二十世紀一開始，辛亥革命，中國穩定的兩千多年封建帝製一下子土崩瓦解。這是一次革命性的突變，而不是改良式的漸變，它是一次毫不留情的顛覆。
八年之後，出現五四運動，要“打倒孔家店”。當時提出這個口號有它的積極意義，因為要讓西方的民主和科學進來，矯枉必須過正，所以提出這樣一個口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把一個相對穩定的思想價值體係打碎了。
接下來，三十年代，整個民族救亡，持續到四十年代。從文化學術上來講，那個時候盡管有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有一批知識分子在探索努力，但是很多努力隻是個人式的，在整個救亡那個大環境裏麵無法完成文化的重新建構，無法建立新的價值體係。我們就在這種坍塌的廢墟上忙著救亡救國。
等到新中國建立，五十年代反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後期是批林批孔。在批林批孔的時候，由於一種泛意識形態的比附，儒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這次全民性參與的批判，我認為其負麵影響比五四運動時期還要大得多。五四運動是一次精英化的、學理化的運動，而批林批孔則是非理性的運動。